悲傷仿佛是沒有止境的，親人逐個逝去的悲痛還沒能平複，另一個噩耗又傳來——他們存在天津英租界英資銀行保險庫地下室的數以千計的資料、文獻和照片底片，毀於1939年天津的一場大水。這個消息兩年後才傳到他們耳中，對於他們無疑是另一個晴天霹靂。
經過天津、昆明的顛沛流離，他們行李中值錢的東西丟的丟、賣的賣，已經所剩無幾了。但是那些隨身攜帶的資料副本和照片，加上一些文字材料，卻被他們當作比眼睛還珍貴的東西，妥善地保存著。盡管客觀條件如此艱苦，盡管這些材料同之前的相比已經很少，可是它們如同星星之火，點亮了徽因心中希望的火炬。
同為一個女子，我無法想象在那樣折磨人的環境下，柔弱的肩膀要怎樣承擔起那麼多的悲痛，海一樣的悲哀一浪高過一浪地襲來，漫過了那孱弱的身影。可她的心卻如同蚌殼內的沙礫，在琢磨下綻放出更美的珠光。
路遠歌未央，徽因對思成提議，以現有的材料為基礎，完成他們早就有心完成的鴻篇巨製——《中國建築史》。
病床上的徽因無法同思成一起參加野外調查，心急如焚的她支撐著熟讀了《二十四史》和海量的文獻，包括宋、遼部分的材料收集和執筆都是她親自完成的。她的肉體有多虛弱、多麼為疾病所累，她的精神就有多強大，思緒就有多遼闊、自由的發揮空間。老金又憐又驕傲地說：“她是全身都浸泡在漢朝裏了，不管提及任何事物，她都會立刻扯到那個遙遠的朝代去，而靠她自己是永遠回不來的。”每一頁成形的書稿都有她的校閱，每一行欠妥的話語都有她的補充。
沒有桌椅，思成同幾個患難與共的同事，請當地的木匠為他們打了幾張簡陋的白木頭繪畫桌；沒有係統的資料，他們將戰前的調查成果細細分類整理，形成可用的成熟材料；沒有更好的工具，一台老舊的打字機在震天響的劈啪打字聲中開始了工作……思成的頸椎灰質化病越發惡化了，可他既沒錢也沒有精力去顧及，案上隨時放著的一個小花瓶，在他飽受折磨的時候起到了支撐頸部的作用。
大量的英漢對照注釋的精美插圖在這個四麵透風的農舍中被繪成；數不清的典籍和資料在這個四壁空空的破屋中被熟記應用；徽因稍微能坐起身子，就開展起潤色書稿的工作，土紙寫成的原稿上，她的清秀的字雖然筆畫還是顫抖，但是每一個都力透紙背。費正清這個國際友人也不能不為這樣艱苦條件下的奮鬥所感動：“二次大戰中，我們又在中國的西部重逢，他們都已成了半殘的病人，卻仍在不顧一切地，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致力於學術。在我們的心目中，他們是不畏困難、獻身科學的崇高典範。……他們不僅具有極高的學術水平，而且還有崇高的品德修養。”
這部建築學的“神曲”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嘔心瀝血地完成了，這是徽因在風冷淒雨麵前做出的最有力回應，這是一個女人在頻頻遭受磨難後煥發的最耀眼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