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紮菲還反複強調他主張的社會主義是與伊斯蘭教正教教義相聯係的，“是伊斯蘭教的社會主義”。他說：“社會主義對我國人民並不是外來的東西，真正的伊斯蘭教是社會主義教”。“世界上一切人民包括蘇聯共產主義者在內，隻要他們用功而虛心地堅持讀《古蘭經》，他們一定會改信伊斯蘭教。”卡紮菲還充分肯定伊斯蘭教中常提的施舍，認為施舍是社會主義精神的核心，它們都是想要消除階級矛盾的。因此，“在這個基礎上，可以說伊斯蘭教的精神和基本原則跟社會主義沒有什麼矛盾，施舍基本上是走向社會主義的起步。”卡紮菲還把每個穆斯林必須履行的天課（伊斯蘭國家向穆斯林征收的賦稅）製度稱為現代的“社會保險”，對其倍加讚揚。他說：“（天課製度）是伊斯蘭教早在14個世紀前就已製定的法律，而現代社會隻是發明了一種類似的形式，他們稱之為社會保險。實際上，天課製度就是最理想的社會保險。”
卡紮菲認為，社會主義的標準應當是“社會公正。”在1970年3月舉行的利比亞阿拉伯社會主義聯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卡紮菲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就是社會正義”（在阿拉伯語中，“正義”和“公正”是同一個詞）。他認為，在這個正義的社會裏不存在“暴虐、剝削和奴役”，“誰也不應當擁有大量資本，做大富翁，能剝削人民”，隻存在擁有完全自由的公民，即“工人、不剝削的民族資本主義、兵士和知識分子”。在這裏，“全體人員都參加生產”，“人民可以保證生產充足和分配平均。”總之，“社會主義就是不知疲勞的集體勞動……它將引導我們走向平等和正義的社會”。因此，“我國人民十二萬分需要社會主義，十二萬分需要社會正義，十二萬分需要一個平等和正義的社會。”
怎樣實現這樣的正義社會？卡紮菲認為必須首先“使公民擺脫剝削者的統治，擺脫公司和世界壟斷集團的統治，擺脫專門進行剝削的外國資本的統治”，在經濟上實行自足。其次在形式和方法上要采取多種手段，實行國有化要以不損害私有製為前提。他說，“國有化的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但“並不是唯一的手段”。
（二）實現“世界第三理論”的三種具體方案
1976年1月到1979年3月，卡紮菲先後出版了三冊《綠皮書》。《綠皮書》綜合了前一階段他的言論，係統地闡述了世界第三理論的主要方麵，並在這個體係中展示了他管理政府組織安排人類事務的準則方案。三冊《綠皮書》的篇名分別為：“民主問題的解決辦法——人民政權”、“經濟向題的解決辦法——社會主義”和“世界第三理論的社會基礎”。
卡紮菲曾對意大利記者奧裏亞娜·法拉契說：“由於有了《綠皮書》，革命的時代必將到來。群眾將在全世界掌握權力，《綠皮書》將成為他們的行動指南。《綠皮書》是人類鬥爭的產物，它是新的福音書，它是新時代也就是群眾時代的福音書……。”
1.《綠皮書》的第一冊“民主問題的解決辦法——人民政權”被卡紮菲稱為“向人們提供統治工具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他聲稱，該書“為人民指出了一條從專製時代過渡到真正民主時代的道路”。他在書中批判了現存的一切其它政權和代議製政治形式，認為它們都是“統治工具之間爭奪權力的產物”，“其結果總是一種統治工具——個人或集團或政黨或階級獲勝；而人民則遭到了失敗，即真正的民主遭到了失敗”，“而這就是當今世界普遍存在的政權的實質”。他舉例說，在議會製度下，即使某位候選人贏得了51%的選票，也並不意味著合法和民主，因為“49%的選民要接受他們沒有投票讚成的一個統治工具的治。”因此，他斷言，選舉議會製度是一種蠱惑人心的製度，“議會是一種虛假的民主，是背著人民的統治”，“世界上所有的最暴虐的專政就存在於議會的蔭庇之下。”
至於政黨，卡紮菲認為它是“部分人統治所有的人，是迄今為止最後一個專製工具。”他說，“政黨是現代的部落，是教派。一個政黨統治下的社會，完全像一個部落或一個教派統治下的社會一樣。”而眾多政黨的存在，不僅會加劇權力鬥爭，而且會使“社會利益和規劃成為黨派奪權鬥爭的犧牲品”。談到階級，卡紮菲認為，它作為一個具有共同利益的社會集團，也象其他社會形態一樣，隻代表一部分人民。“社會被一個階級統治同被一個政黨或一個部落或一個教派統治是一樣的。”卡紮菲還認勞：即使是有意於征求廣大人民意見的“公民投票”，也是一種“對民主的欺騙”。因為“那些授讚成票的人和投反對票的人實際上都沒有完全表達他們的意願，而是被現代民主的概念封住了嘴巴”。他們隻被允許說一個“是”或“否”字！“這是一種最殘酷、最粗暴的專製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