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靜了，焦裕祿獨自坐在辦公室，一邊讀著毛主席著作，一邊回味著下鄉後的收獲。這已經是焦裕祿多年的習慣，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白天下鄉調查研究，回來讀毛主席著作，晚上‘過電影’，早上記筆記。”邊讀邊想，焦裕祿陷入了沉思：蘭考生產鬥爭上的三大“敵人”——風沙、內澇、鹽堿、雖然已經被多數同誌看到了，但究竟“敵情”嚴重到什麼程度，我們還不了解。全縣的沙荒、沙丘、風口，到底有多少？水的流向如何？哪裏需要挖河開溝？鹽堿地的分布和堿化程度怎樣？這一切，我們心中沒底，這仗又怎麼打呢！他下定了決心，要把蘭考1800平方公裏土地上的自然情況摸透，親自去掂一掂蘭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分量。
按照他的想法，縣委先後抽調了120名幹部、老農和技術員，組成一支三結合的“三害”調查隊，在全縣展開了大規模的追洪水、查風口、探流沙的調查研究工作。
一天早晨，焦裕祿帶著“三害”調查隊的同誌出發了。他們邁開大步，登上了北大堤。眼前就是黃河故道，一眼望去，平沙無垠。村村落落，被早晨的迷霧籠罩著，迷迷蒙蒙，若隱若現，這時，隻見西北方湧起一道赭黃色的沙柱，衝天而起，直衝雲霄。沙柱漸粗漸大，在盤旋，在上升。過了一會兒，沙柱分成兩路，一奔西南，一奔東南，迅速前進。焦裕祿指著西北方向，問道：“哪個村莊？”有人答道：“朱庵。”焦裕祿又問：“落到哪個地方？”這就沒人能說清楚了。那就跟著攆唄。他們順著風沙的方向，一直追到了胡集村西頭。這時，風越刮越猛。焦裕祿把自行車放倒在地上，彎下腰，看了看地裏的莊稼，吃驚地說：“喲，往北這片莊稼都被風刮平了。瞧，那一片連根都拔了出來。這家夥是厲害。”
隨行的同誌回答說：“這地方是風口。”
話剛出口，一陣急驟的旋風席地卷來，有的人急忙趴在地下。黃風過去，大夥的臉上，嘴上，粘滿了泥沙。狂風像排山倒海樣向南推進，風不停，沙也不停。大夥兒跟著風沙，向南狂追。陣陣飛沙像霰粒一樣自天而降，撒在地上。落下的沙，在地上打個旋，又飛向天空，繼續向南飛。大家窮追不舍，直攆到黃沙落定，才停了下來。此時已是天傍黑了。焦裕祿拍著手說：“好啊，風沙落地，咱也該落腳了。”
就這樣，全縣的“三害”調查隊，在狂風裏，扛著標尺，帶著儀器，查清了全縣從西到東，共有86個大風口、261個沙丘、63個沙群，還有十幾條沙龍，危害農作物達30萬畝。調查隊把每個沙丘的方位、麵積、高度，都畫了圖，編了號，成為治理風沙的依據，在沙區先治沙丘這個目標清楚地顯露出來了。當大家坐下來，研究如何治理沙丘時，焦裕祿一個一個征求大家的意見。有講造林固沙的，有說挖防風溝的，有說打防風牆的，意見很多。焦裕祿說：“這些辦法都很好，就是慢了點。我們看著受災的群眾，再想想我們的責任，治沙的事，能不能快點？”
有人提出，外國有一種瀝青固沙法，在沙漠地區，每畝沙丘上，需用30公斤瀝青加以覆蓋。焦裕祿聽了，不禁哈哈大笑：“這個辦法適合外國，不適合中國的蘭考……咱們有的是人。咱們要發揚南泥灣精神，辦法要到群眾中去尋找。”
有一次，調查組的同誌向焦裕祿彙報了一個情況：張莊附近原來有一個27戶的彭莊，現在已經被沙丘湮沒了。老貧農魏鐸彬他母親的墳就在這裏，經常被狂風刮開，露出棺材。魏鐸彬用一個早晨的工夫，挖淤土蓋到墳上，淤土蓋上以後，狂風再也吹不動了。
焦裕祿聽了這個事例非常高興。他霍地站了起來，提著筆，興致勃勃地說：“這是個重要發現。一個人，一個墳，一個早晨，對我們是個很好的啟發。我們要發揮集體的力量，一百人，一千人，一萬人，十萬人，孩子老婆齊上陣，大筐小筐往上端，擔的擔，挑的挑，抬的抬，扛的扛，凡是有淤土的地方，都采用淤泥蓋沙的辦法，幹他一年、二年甚至三年的時間，準可以在蘭考來個大翻身。”
趙朵樓的小麵積翻淤壓沙成功了，張莊大麵積的翻淤壓沙也成功了。這樣，大家的信心就更大了。
接著，縣委在這裏召開了沙區的45個大隊黨支部書記會議，把這兩處試驗成功的辦法向全縣推廣。經過一個冬春的奮戰，全縣為害最大的一些沙丘，全用淤土封閉了，又在上麵種了各種樹木。焦裕祿興奮地看了一處又一處，他指著封閉了的沙丘說道：“沙丘為害數百年，現在我們給它貼上‘膏藥’（蓋上淤土），‘紮上針’（栽上樹），從治病來說，這還隻是個救急的辦法。”
最後，焦裕祿總結出了二三條治沙經驗：造林固沙，百年大計；育草封沙，當年見效；翻淤壓沙，立竿見影。三管齊下，密切結合，才能根治風沙的災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