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高樂在國際舞台上叱吒風雲，維護了法國的獨立和主權。然而，決定戴高樂命運的賭注最終還是在國內。
經濟情況尚可差強人意。戰後的經濟複興在第四共和國後半期已經開始，戴高樂重新執政後，法國經濟發展更快。1967年，法國國民生產總值平均每人達2200多美元，超過了比利時、英國、荷蘭等西歐國家。通貨膨脹率也大為下降，國庫轉虧為盈。1959年下半年的國民生產總值上升了3％，1960年上升達7.9％，1961年上升了4.6％，1968年上升了6.8％。這一期間工業生產平均增長率為5.4％，農業生產增長了5％。不僅戰爭時期留下的創傷愈合了，而且第四共和國時期那種捉襟見肘的狀態也消逝了。法國和西歐其他國家一樣，經過一段經濟恢複時期，進入了西方輿論界所說的戰後“黃金時代”，以電子工業為先導的新興工業正悄悄地、但卻迅速地向法國迫近，就要叩法國的大門了。戰後十多年來，法國人口增長率提高了。60年代的法國社會是青年人的社會，到1966年，20歲以下的青年占總人口的34％。50年代的幼兒要步入大學，巴黎大學人滿為患。人們在開始時並沒有意識到青年問題將為社會提出什麼樣的難題；正陶醉於外交輝煌成就的戴高樂將軍，更完全沒有想到，在巴黎偏遠的農泰爾文學院的一支引爆雷管正在發熱。法國經濟的發展沒有給戴高樂在國內政治鬥爭中增加多少政治資本。戴高樂一生中最討厭的是所謂“政黨政治”，總想方設法限製政黨在決定國家重大事務中的作用。1958年9月，交付公民投票表決的第五共和國憲法，和1962年10月關於直接選舉共和國總統的公民投票，首要目的都是要加重總統的決策權、限製政黨的影響。加強總統的權利，戴高樂在一定程度上算是做到了，至於限製政黨的影響，卻困難得多。政黨依然林立，每當選舉或公民投票時，總有一些新名目的政治組織出現。在法國，任何一個政治家，離開了某個政黨，就很難在議會政治中活動。1967年的議會選舉中，戴高樂派仍然穩拿了多數。不過，這既不能保證戴高樂的政權不受衝擊，也不意味著社會的穩定。在法國的政治中心巴黎，一大片包蘊著疾風驟雨的陰雲正濃濃地低垂著。
1968年戴高樂連交厄運。這一年，由農泰爾文學院青年學生抵製考試運動發起，逐步發展到帶有政治色彩的、目標直指戴高樂的全國性學生運動。這就是在戴高樂執政期間的有名“五月風暴”。5月13日，幾十萬工人舉行了總罷工，學生大批湧上街頭。他們高擎的標語牌上寫著：“十年太長了！”運動很快席卷全國，當時有一百個工廠被工人占領，火車車次減少，郵電不能正常運行，飛機無法正常起飛，法國處於癱瘓狀態。第五共和國第一次出現了要求戴高樂辭職的口號。
巴黎的事態繼續惡化，戴高樂處於一籌莫展的狀態。
戴高樂念念不忘通過一次公民投票來換回“五月風暴”造成的損失。於是他指定一個小組起草了一個長達四千多字的改革方案。他宣稱，對這改革方案如果多數選民投反對票，他將立即辭職。
1969年4月27日，選民投票結果，擁護戴高樂改革方案的選票共一千零九十萬一千七百五十三張，隻占百分之四十七點五。戴高樂沒有取得過半數的信任。就在這一天午夜，戴高樂在科龍貝發表了不能再簡短的聲明：“我將停止執行共和國總統職務。本決定自28日中午生效。”
28日中午，參議院議長阿蘭·波埃根據憲法的有關規定，在新總統選出以前，出任共和國臨時總統。時年七十九歲高齡的戴高樂從此離開政壇，結束了十年的總統生涯。
從法律意義上講，公民投票否決的是戴高樂的改革方案，而不是戴高樂本人，如果尚有餘勇可賈，本可以在愛麗舍宮一直留任到1972年任期屆滿。但是戴高樂認為那樣未免太乏味了，他寧願體麵地引退，功過是非任人評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