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模式的城市遺產報道內容結構上的另一個更為突出的特色是以“地理和“空間”為依托，從描述當前城市具體空間狀況出發，追溯其承載的曆史記憶拉普卜特認為，特定的社會文化空間環境是形成人的認知方式與途徑的基礎“在許多環境下，環境通過提供線索作用於行為，人們靠這些線索來判斷和解社會脈絡或場合，並相應行事。換言之，影響人們行為的是社會場合，而提供索的卻是物質環境”。城市是不同形式記憶的場所，曆史建築和城區的保護、征性複製品的創造、紀念碑和博物館以紀念往日的事件或人群，甚至注入提供樂的街道設施、公共藝術品和曆史地名等象征性符號都是城市記憶的證據。文模式的保護報道的空間主題為城市集體記憶的喚起提供了線索。“北京地理的報道開篇大都以如此的方式進入空間主題——“北京以東，沿京山線前行200公裏，在天津寧河縣（原屬河北省）轄區，有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四等小站——茶澱。它所在的地區處於曾沽河、薊運河、金鍾河圍成的三角地帶中”。空間題同樣是“發現上海”的基調之一，在對某一具體城市遺產的介紹中，文章導言者開頭也習慣性地加入現場觀察的描述。在描述具體空間狀態和空間感受的礎上，“發現上海”會加入發生在這個空間中的曆史敘事或者專家學者從專業度對城市遺產的審美和文化價值評價。對地理和空間的描述，其目的在於引其中所承載的“抽象”的意義，而不僅僅在於地理本身，把曆史和當代相連是重集體記憶的開始。用新聞由頭和空間主體在連接文化記憶與當代實際，是將同群體的城市記憶按照媒介的邏輯重新篩選、排序。用“北京地理”創作者的說，“所有的‘形而上’都能夠從‘形而下’的城市空間中得以表達，這正是‘北京理’麵對的巨大礦藏”。而“發現上海”欄目的責任編輯吳駟則表示，在此欄目10年發展史中，經曆過一個“空間轉向”的過程，作為欄目的策劃人他逐漸自覺將“空間”元素作為“發現”的最重要手段。地理或者空間是城市集體記憶的物質載體，具體化了的集體記憶從而有了發揮其功能的可能。作為感知城市集體記憶的第一印象，一處具體的城市空間或者地理位置的曆史和文化價值能否被社會成員感知和認同，是其能否被當作城市遺產進行保護和利用的前提。人文模式遺產報道將曆史記憶與“當下的”城市遺產相關聯，引發市民對城市遺產的價值認同和情感依戀。
二、遊客路線提供記憶串聯線索
從發生機製來看，城市記憶建立在環境感應的基礎上，即形成什麼樣的城市記憶與獲得什麼樣的環境線索密切相關。通過對所描述的城市遺產物理空間的選擇，大眾媒介為城市集體記憶提供了重構的線索。相對於傳統的新聞報道采用第三人稱表示客觀的立場，人文模式的城市遺產保護報道更偏重於以第一人稱的探索式的敘事方式，采用遊客或者“探秘者”的視角來挖掘城市空間的遺產記憶。“北京地理”每期就一個題目進行城市遺產的探尋，為了保證專欄文章特征的連續性，除了使用大致相同的文章結構，還會采用統一的采訪和寫作的視角以人文和曆史的眼光去探尋城市空間的遺產記憶的價值理解。在對北京勺園的介紹中，文章以勺園的地名和地理位置為起點——“勺園又名‘風煙裏’，故址在今北京大學西側門內，約建於萬曆四十年（1612）至萬曆四十二年（1614），是明末文人米萬鍾的郊園。它的營建充分利用了當時海澱一帶水源充沛、湖泊星連的有利地勢，園中景物全以水取勝，頗有江南水鄉之趣，並取澱之水濫觴一勺之意將之命名為‘勺園’，曾是明末北京最著名的私家園林之一。”接著，報道從遊覽的角度出發，講解這一園林的空間感受和文化價值，在此過程中訪談專家（《讀園——擬江南園林裏“聲色”俱全》，賈珺，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現場觀察（《米家燈·敗家石——皇家撿米家的漏》，楊虎，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現代出版研究所博士），並在此基礎上挖掘空間形成背後的曆史變遷（《懸疑·公案——眾說紛紜的勺園邊界》，沈乃文，北京大學圖書館研究員、古籍部主任），采用“移步換景”的方式將城市遺產的空間轉換和其呈現的曆史價值相連。執行總編呂約表示：“‘北京地理’的記者們，扮演著遊走車夫、地質隊員、考古學家，甚至是偵探的角色，沿著城牆根兒、老胡同、四合院，在那些被遮蔽的角落裏尋找曆史的足跡；他們懷著與胡同遊車夫同樣的言說熱情，不是向遊客兜售宮闈秘聞，是致力於記錄各種類型的城市空間的變化，以及由此引發的人的居住經驗的化。很多讀者反映，他們會拿著‘北京地理’版麵按圖索驥去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