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獨有偶，“發現上海”在創辦的10年間也挖掘了上海現存的大量的名人居的地點，其中包括徐誌摩和陸小曼、蕭軍和蕭紅、鬱達夫和王映霞等，張愛玲是反複拿來做文章的一個。“發現上海”把張愛玲定義為“上海的城市作家”，過追尋張愛玲在老上海的生活、創作軌跡，挖掘一個又一個老上海的故事。在期題為“在這裏在上海”的版麵裏，“引言”中有這樣一段話：“在尋訪的過程中，驚喜有感動更有淡淡的哀傷，因為這個城市中有很多東西已經跟隨張愛玲一遠去，包括那些人、那些建築，還有那些曾經讓上海人引以為傲的生活方式和度。一切大約都追不回了。”版麵分為“找回偉達飯店”、“曾經襄陽路市場”、“找逸園”、“張愛玲城市地圖中的逸園”四篇文章，講述了張愛玲少年所居住過偉達飯店、白爾登公寓以及旁邊的賽狗場三處位置從張愛玲時代一直到現在演變軌跡。“找回偉達飯店”介紹了偉達飯店遠處的結構和高檔的服務，引用盛宣懷的孫女盛佩玉的回憶“這幢房子像旅館，又像別墅，除了西崽，沒有見到一個中國人”。以及著名學者施蟄存回憶在偉達飯店向法國著名作家、《人道報主筆伐揚古久列為《現代》雜誌社約稿的經曆。還有解放後飯店改為民居，開梯的先生“很有風度，手套製服，中規中矩。一天，突然開口說起了英文，把當還是小孩子的錢麗明嚇了一跳。於是，對他刮目相看。漸漸的，熟了，從他的裏知道，他會好幾國語言。因為以前，這裏住的大多是外國人”等細節，串聯起同人物和階層對張愛玲故居這一城市遺產的不同記憶。共同的記憶是一種有擇的表達。關於記憶的時空指向，吉登斯提出的場所（local）概念，認為“所謂所，不是簡單意義上的（place），而是活動的場景（setting）”。要聚焦社會生活獨一無二的事物，借用空間來提供互動的景觀，這種場景的語境性可以被認作種社會秩序的構建，既是主體身份的表象，也是主體行動的參照係，人們透過理空間的構成來考察與此相關的社會關係。場所這個常識性概念被變成一套令，它們通過為社會意義賦予空間和時間而複製了社會秩序。一個空間的物組合和社會組織不僅僅構成社會群體的表達，也是社會群體的自畫像，揭示出會利益結構的空間坐標。通過這種探尋，報道將城市空間的現實描寫與居民的曆史親曆、民間的記憶、專家的意見聯係在一起，將地點變為場景，主體之間的社會秩序和價值商議也就由此產生、並置、呈現，重新設置了城市集體記憶的凝聚框架，並進一步以這種和聲與讀者交談。
三、拚貼、戲仿和視覺意象，媒介記憶的篩選和生發
在對城市記憶進行篩選的基礎上，人文模式報道以其特殊的行文結構對不同群體的城市記憶進行重新排列，以報道本身為媒介將這些城市記憶“形構”為固化的城市集體記憶，並進一步推動其與報道麵對的讀者（尤其是都市報連接的大量的普通市民）形成記憶的共享。這種文章結構的第一個特征是“拚貼”，依托報紙媒體特有的“平麵化”的呈現結構，同一版麵內部的內容之間處於“並列”或“對比”關係（而非電子媒體線性傳播順序所呈現的“先後”甚至“因果”聯係），人文模式遺產報道的版麵將不同商議主體的社會記憶如“新與舊”、“地理與人文”、“真實與想象”等拚貼在一起，形成組合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