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西方傳教士，徐光啟看重的是他們有“種種有用之學”。由於時代的局限，徐光啟對西方殖民主義者的本質還不可能有深刻認識。但他在竭盡全力宣傳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還保持著對西方殖民主義者入侵的應有警惕。當荷蘭人侵占台灣，久留不去，繼而又想占據澎湖列島等地時，徐光啟深以為憂，認為西方殖民主義者的入侵，才是對朝廷統治真正的威脅。這種認識是很有見地的。
徐光啟不僅忠於國事，勤於鑽研，在日常處事中，他也表現出高尚的人格。徐光啟是一個孝子，對待父親徐思誠一直很體貼孝順。他從小就跟隨父親勞動，幫助父親料理瓜田、菜地、果園的農活。自己考中進士留在翰林院後，就把老父親接到京城的宅邸中同住，“備極孝養”，早晚請安，冬冷夏熱時分照顧周到，老父親生活所需，不等提出要求早就預先備好，使父親在生活上盡可能的舒適滿意。徐光啟對早逝的祖母、母親同樣極具孝心，一直很懷念她們，後來，他為自己的祖父、祖母、父親、母親各寫了一份傳記，以示追念。徐光啟不僅是個溫和的丈夫也是位慈愛的父親，但他對自己和家人在生活上的要求很嚴格。有一次，11歲的獨生子徐驥從一家富民門口走過，看到這家人非常吝嗇，居然以麥屑煮粥。徐驥回家後向父親談到此事，拍掌大笑，嘲諷他們太寒酸。徐光啟見兒子以口腹之欲譏笑他人，很是憤怒，痛斥兒子，自己還為之停食。兒子很惶恐，趕緊認錯，還找來親戚說情讓父親息怒。從此，徐驥再也不敢放肆譏笑別人了。徐光啟當上翰林後，有一年過年那天早起，發現丟了一隻襪帶，他沒聲張，隨便找了一根破布條係上。過了一個多月，夫人吳氏方才發現，便笑著對徐光啟說：“都是當了翰林的人了，再窮也不能連一條襪帶也買不起啊，外人不知情者必然以為你故意矯飾。”徐光啟對夫人說：“凡事無大小，都不可能沒有缺陷，這樣才符合天意。我如今穿得很好，冷熱各有所防，隻有這一襪帶算是一處不當。我以為這正是自得其樂，怎麼能說是矯飾呢？”徐光啟在京城時，還常常寫信給上海的親屬，告訴他們絕不可因為他在京城當了大官，就在家鄉為非作歹，“約束家人及親戚，不可多事。以前受虧處，也不必稱說報複等語，但以安靜為生”。
徐光啟對朋友從來都是滿腔熱忱，尤其對受難的親友，常常以關懷為主，比往常更顯親密，必要時還仗義執言。焦竑是他的知心導師，但後來官運不佳，一直受到惡人排擠。但不論遇到什麼情況，徐光啟始終都把焦竑當做可敬的長輩看待，決不因政治上的一時浮沉而與之疏遠。徐光啟的一位姑父俞顯卿，比他早中進士，曾官至兵部郎中，但後來為權臣陷害，罷職回鄉。徐光啟對他一直保持敬意，在為他寫的《俞子如先生像讚》中稱讚他：“貞心勁氣，獨留天地之間。”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由於保守派的誣陷，朝廷興起“南京教案”，一批西洋傳教士受到迫害，有的受到嚴刑拷打，有的被驅逐出境。徐光啟這時挺身而出，仗義執言，為傳教士們辯白，向朝廷擔保，這些傳教士絕不是歹徒。他還救援了一批傳教士，讓他們躲到上海自己的家中避難。諸如此類好義之事，使徐光啟在親友中的威望越來越高，也日益受到知識界的尊重，大家都認為他是一位長者。
後人為了紀念徐光啟，在他的故鄉上海修建了許多以他命名的建築物。人們把徐光啟當年住宅旁的一條馬路叫做“光啟路”，把他住宅的一部分建成徐光啟的住宅遺址和徐光啟祠。祠的東廳是家族宗祠，紀念徐氏列祖列宗，西廳是紀念徐光啟的專祠，門匾上有“明相國徐文定公祠”的字樣。祠內有徐光啟的塑像，還有皇帝賜予的“王佐儒宗”的匾額。“王佐”是指他曾位至宰輔，是皇帝的輔佐；“儒宗”是指他的學術地位，是天下儒生的宗師。1983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在他逝世350周年時，重新修葺了徐光啟墓，並在墓前樹立了徐光啟雕像。1984年，上海市把位於徐光啟墓地的南丹公園改名為光啟公園，供國內外人士憑吊。徐家的名為“後樂堂”的農莊別墅，在崇禎年間曾懸掛過皇帝欽賜的“儒宗人表”“文武元勳”兩塊匾額，早在清朝時就建為天主教堂，這就是如今聳立在上海市西南角的著名的徐家彙天主教堂。
徐光啟生前，寫有一首題為《題歲寒鬆柏圖》的詩。在詩中，他把桃花與鬆柏作了對比：桃花豔麗，然而“天風吹嚴寒，零落一朝空”；而“鬱鬱鬆與柏，貞心獨淩冬”。堅貞的鬆柏，幾經風霜嚴寒，卻是：“黛色欲參天，幹石枯青銅。幽誌自疇昔，持此諧清風。”這正是徐光啟高尚品格的生動寫照。
一代宗師，風範長存。徐光啟這樣一位在中國曆史上起過進步作用的愛國大科學家，將會永遠為人民尊敬和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