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李鴻章在蘇州出爾反爾地殺死了太平軍的首領，便與戈登發生了一場著名的爭吵，這個事件證明了一個事實，即盡管李鴻章有著非凡的智慧和接觸歐洲人的經驗，但他無法從戈登的角度看到事情的道德層麵，這就像戈登沒法倒背中國的經典著作一樣。
戈登指望李鴻章同化並實踐自己任性化且具有騎士風度的戰爭觀，這一點就說明了他缺乏判斷力和洞察力，就跟李鴻章拒絕相信這個英國人會真正重視他的誓言一樣。戈登對冒犯他的總督表示了憤怒之情，並欲尋之報複。
這使得整個事件極具紀念性和戲劇性。盡管如此，這隻是由於兩人的絕對觀念的衝突而發生了的許許多多類似交戰中的一次而已。如果戈登難以容忍李鴻章的貪婪和虛偽，那麼李鴻章這個全身上下洋溢著不可名狀的優越感和優雅自信的官僚，同樣覺得難以容下戈登的直率和對誠信的無法妥協的堅持。
從李鴻章與華爾、白齊文和戈登開始接觸起，李鴻章明顯的目標就是要利用外國人出眾的軍事技巧，與此同時，還要不計一切代價防止他們利用任何職權侵占官僚階級的特權。比起國內的任何造反，李鴻章更擔憂歐洲的進犯，因為他比京城的任何高官都更清楚西方軍事遠征的真實政治意義，這已經在英法兩國和清政府在1860年10月在北京簽署的《埃爾金和平條約》中表露了出來。1862年，李鴻章委婉地拒絕了俄國派遣軍隊鎮壓太平軍的提議，他已經下決心運用聰明而高超的治國之術加上柔弱的政治藝術，來對抗西方強勁的軍事力量。
俄國軍官指揮的一支俄國軍隊絕對與李鴻章的策略不相容，因為這支軍隊不會聽從他的命令。但是利用剛剛占領京城的英法軍隊的支持來鎮壓中國的造反派，他卻一點都不覺得有礙威嚴；相反，斯特夫利將軍和普羅泰特上將願意與李鴻章的軍隊合作，共同為大清帝國事業效力，並同時承認他是大清帝國的主權代表，這使他得到了抑製不住的滿足感。隻要給皇帝提供的戰事彙報與獎賞的分配權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他就很高興讓戈登和雇傭軍隊艱苦作戰。在其彙報太平軍徹底戰敗的奏折中，如同他記載程學啟將軍去世消息的奏折中一樣，戈登在維護朝廷神聖的戰爭中所發揮的作用被消減到了微乎其微的比例。
戈登因其表現確實被賞賜了一件黃馬褂、一頂花翎和賞金（被他拒絕了）；但是“為了提供準確的曆史”，李鴻章用隨時準備好的筆墨，悄悄地把“常勝軍”及其司令的功績都消融了，使其淹沒在自己的榮光之中，適當地犒勞了自己的遠見卓識和勇猛之旅。
李鴻章根據自己對這位勇敢而衝動的軍官的依賴程度，對戈登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從親切感恩轉變到豪爽無禮；主要因為李鴻章總是在給軍隊的常規發餉問題上極其不講信用，所以他們的關係不止一次變得緊張。同樣由於錢財的問題，在戈登之前擔任“常勝軍”司令的美國冒險家白齊文也曾與李鴻章發生過爭執，最後投靠了太平軍。
事實上，李鴻章看待這場戰爭的態度和他看待中國後來的所有戰爭一樣，都是站在自己的金錢收益上來考慮的。在這一時期，他的基本軍事財政理念就是最終付了多少錢，常以含蓄的方式加上附屬的條件，即朝廷欠了軍隊多少，軍隊便可以靠從城市--中國城市掠奪多少來獲取補償。前麵提及的《回憶錄》中有一些記載，說明他直率地承認了這個事實。
第一篇表明的日期是1863年2月25日（戈登在3月份擔任司令）：戈登上校來信宣稱要麼做最高指揮官，要麼什麼都不擔任。這是所有為我們做事的外國人都有的態度，甚至在他們謀求職位並為之等待多日或數周之後都不改變這一態度。當然，我並非說這個英國官員就是這種態度，因為他既沒有申請做大清帝國的總司令，也沒有索取報酬。他在最後也沒有提及這件事（指報酬），但他的上司卻這樣說了，這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但他若是一個能幹的人，能夠為軍隊帶來目前所需的武器以便殺死所有太平天國的叛亂分子，那麼我認為他在榮譽和金錢方麵都會得到豐厚的嘉獎。
在舉止和態度方麵，戈登是我所接觸到的外國人中最好的一位，沒有流露出大多數外國人在我看來令人厭惡的自負。此外，他兼具優秀的軍人素養，坦率、迅速且務實。他剛來的兩個小時之內，他都在視察部隊，下達命令。我很高興部隊能夠聽從他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