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歌詠了許多能歌善舞、富於說書演戲本領的藝人。這眾多的勞動群眾，將先進的科學技術與文化知識，由內地傳入西域，為繁榮祖國邊疆的經濟與文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曆史功績。詩人還記寫了烏魯木齊的許多動植物與礦藏，對了解那裏的生態也起到一定作用。
如果紀曉嵐沒有謫戍新疆的一段經曆，也許就不會有後來的紀曉嵐了。
紀曉嵐終日陪伴君王，君王反而會感覺不到他的存在，甚至產生厭煩的心理。乾隆皇帝離開了紀曉嵐，才知道紀曉嵐的重要。所以會再次召回紀曉嵐，並委以重任。
人生中的得與失往往相輔相倚，從京謫戍新疆的紀曉嵐固然離別了京都的繁華與京官的榮耀，卻十分難得地踏進了一個別有洞天的新世界。
所以《菜根譚》中說：一個人如果身處艱難困苦、諸事不順的處境中，那麼物質貧乏、精神孤立、事業失意等痛苦，往往能夠激勵他自強不息、奮發向上的精神勇氣，鍛煉他的德行和意誌，就會像藥品、藥具一樣，在潛移默化中醫治好他的一切毛病；相反，如果一個人一直生活在物質生活條件優越、事業一帆風順的環境中，那麼這些優越條件就會消磨他的進取心，使他陷入無形的刀尖叢中，不知不覺地走向失敗的境地。
兩年多的遣戍生活，在進入中年的紀曉嵐仕途上是一個很大的考驗，也是一個轉折點。可以說，如果紀曉嵐這三年自怨自艾，他就很可能陳屍異域，或永遠流落在邊疆了；假如他不被召回京師，他也不可能有擔任《四庫全書》總纂的機會，“紀曉嵐”三個字也許不會留在後人心目中。正是通過這三年的政治壓力和艱難生活的磨煉，使紀曉嵐體認了生命的可貴，因而全力發揮心智，化腐朽為神奇，化醜陋為美幻，用驚人的意誌力度過了三年羈旅生涯。
從紀曉嵐記述烏魯木齊的文字中可以發現，他記述方麵非常廣博而龐雜，不論人文地理還是經濟生活，甚至風土民情、文物考古、民族形態等，他都有所記載。但毫無悲憤消極的感情色彩。這就是紀曉嵐不同凡響之處。在紀曉嵐看來，塞外的一切是那樣的新奇和陌生。正是這種“百聞不如一見”的新鮮生活，紀曉嵐走近了“閱曆既廣，學問彌深”的新境界。
紀曉嵐經過盧見曾一案的牽連，經過兩年多西域風霜的鍛煉，洞視人間的世態炎涼，功名利祿之心大減；恃才傲物的性格為之一變，變得世故老到起來。這未嚐不是一種收獲。
也可以說，紀曉嵐是中國土人中少有的由聰明變“糊塗”的人之一。他以後在乾隆身邊幾十年，除完成曠世大典《四庫全書》外，雖久居高位，卻沒有什麼特別惹人注目的事情。正是這種淡得無味的生活，才保全了文網嚴密、專製酷烈下一個知識分子的軀體。
這是一個隻需要英明皇帝的時代，這是一個隻需要臣仆和奴才而不需要英雄的時代。多少年後，大才子梁啟超入木三分地說：清代是一個不需要名臣的時代，而一旦“為名臣、為名輔、為名將，其性命之虞至矣”。
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極富理想主義，也以儒家的“兼濟天下”為己任。但同時，他們又是實用主義者。在逆境中，往往又取老莊人生哲學以為自己的目標。大詩人白居易早年仕途順利，“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眾耳，跡升清貴。”他當時在朝中任諫官，剛直敢諫，是極優秀的官員，完全是舍生取義的架勢。這正是儒家入世精神的精髓。朗朗乾坤，花花世界，如果將人以類劃分，有好人壞人、善人惡人、正人奸人、信人偽人，所分自有其道德標準。但具體起來，分清人之好壞、善惡、正邪、信偽，又實在不易。如何在這幫分不清的人中生存？孔子經過學習、研討和政壇失意，飽覽禮崩樂壞的社會麵目，身心顛沛流離的他，晚年在原有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新哲學觀——中庸。中庸是儒家思想皇冠上的一顆明珠，是儒家思想的火爐中鍛造出的一件利器，是儒家修身的極致。中庸就是擇其兩端用其中，處世、待人、接物把握到最恰當的那個“度”，它既不“過”，又不“不及”，是“恰到好處”，“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