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之中國青年和時代精神
——震災中的思考
（2008年5月24日在一耽學堂的講話）
將災難轉化為育人、治國的精神資源
“當今之中國青年和時代精神”是學堂主持人逄飛給我出的題目；而“震災中的思考”是我主動要講的。原因也很簡單：這些日子，我，相信我們大家都一樣，整個心都撲在“震災”上了，我們所有的言說，所有的思考，都集中在這一點上了。這是此刻我們唯一願意、甚至渴望彼此交流的話題。而且，正是震災使我們對什麼是“當今之中國”，什麼是“當今之中國青年”，什麼是當今的“時代精神”，以及“當今之中國青年”和“時代精神”應該建立起什麼樣的關係，承擔什麼責任，都有了新的認識。正像震災中的幸存者，北川中學的高一學生賈國偉在他的日記裏所說：“世界變了，原來的一切都變了”（見2008年5月20日《北京青年報》）。我們也都是幸存者，我們都有這樣的“一切都變了”的感覺：世界變了，中國變了，我們彼此的關係變了，我們自己也變了，都要刮目相看了。在此之前，我們對世界，中國，中國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以及我們自己，都有過許多悲觀的，甚至絕望的看法；現在，因為災難，我們原來看不到的，忽略了的世界、中國，以及我們自己，人性中最美好的方麵，突然呈現出來，我們開始目瞪口呆，繼而被深深地感動了。
我們應該感謝的，首先是災區裏的受難者，是他們承受了這一切生命的苦難，正是他們在危難中表現出來的堅韌的生命力量，對生活的渴望，友愛與互助，奉獻與犧牲，才激發了，點燃了全民族，全人類，以及我們每一個人，內心同樣具有的愛與力量。一位網友說得好：真正的“英雄”是這些承受、“經曆了磨難的人”，“他們絕不是等待別人憐憫的難民”，最終解救者是他們自己，而且也是他們拯救了我們這些早已麻木的，沉淪了的靈魂。一切“感恩和歌頌”隻能歸於這些受難者和“抗震救災”的真正承擔者。（何帆：《每一共同經曆了磨難的人都是英雄》）
我自己在整個抗震過程中一直處於焦慮不安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無力，甚至因此有愧疚之感。在這許許多多的人，都投入救災行動中時，我特別感到了思想的無力；但我又不能放棄思想，這可能是我唯一能夠做的，而且是應該做的。而因為思考，又帶來了新的焦慮。昨天，我在報上看到了一篇《北京誌願者說》，說他“好害怕一件事情發生”：當“災難過去”，“大家都回複正常作息”，會不會就忘記了這些受難的孩子呢？“我害怕他們已經被拋棄過一次了，他們不能承受再被忽略拋棄一次的二度傷害！”（2008年5月21日《北京青年報》）
我也有這樣的恐懼，即災難過去“以後”的恐懼。災難畢竟是一個非常態的狀況，人們最終還要回到常態之中；我的憂慮正在於，回到原來固有的生活裏，我們會不會故態複萌，又恢複了那個自私的，頹廢的自我，那種冷漠的，互不信任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那樣一種僵硬的，官僚化的，非人性，反人道的權力運作？……我相信這絕不是杞人憂天，因為我們體製的弊端依然存在，我們國民性的弱點依然存在。
這裏，我想特別談談國民性的問題。是的，這一次抗災，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國民性極其可貴的一麵。這個民族有著一種難得的生命的堅韌力量。平時，看起來惰性很強，但凡有一條退路，就絕不思變革和前進，寧願妥協，遷就，得過且過；但一旦到了危難時刻，就能突然爆發出一種自救的力量，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或者叫“絕路逢生”。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經曆了一次次民族危亡，而又始終不亡不倒，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一個基本原因。這一次抗災就是這樣的民族精神的大爆發，是一次民族自救。但起之也速，退之也快，這一次抗災，並不能自然地將我們的民族惰性消除，而這樣的惰性發作起來，又會將我們國家，以及我們自己置於一個不死不活的狀態。我常說，中國人可以共患難，卻難以同富貴；別看現在全民同心同德，日子太平了，又會是窩裏鬥。然後再等待下一次危難中的爆發，再來團結自救。正是這樣的循環，使我們這個民族，既不會垮，總在前進，但又極其緩慢，令人心焦，我們也就永遠在“絕望與希望”的交織之中煎熬。
現在，我要提出的問題是，我們有沒有可能打破這樣的循環，能不能把這次災難的“非常態”中爆發出來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變成一種穩固的社會與精神的“常態”？我以為，這就需要作兩方麵的工作。首先是要作理念的提升，即把在抗災中從人的生命本能中爆發出來的人性美、人情美，提升為一種新的價值觀，新的倫理觀，同時對我們原有的價值觀、倫理觀進行反思。但僅有理念還不行，必須要有製度的保證。也就是說，我們還需要將抗災中所展現的政府和人民的新關係，提升為一種新的治國理念，並進行一係列的製度建設。同時也必須正視這次救災所暴露的製度缺陷，為我們正在進行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四大改革提供新的推動力。這就是這十多天來，我一直在緊張地思考，並且想在今天和年輕的朋友們一起討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