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將災難轉化為育人、治國的精神資源？
這首先是我們這些幸存者的責任。大家不要忘了，我們這裏所說的抗災中所爆發出的所有的美好的東西，都是以數萬人的死亡和數十萬人的受傷為代價的，這是浸透了死難者的鮮血的。如果我們不珍惜，不把它轉化為精神資源，將其遺忘，甚至成為自我炫耀的資本，那就是犯罪。
我還想強調的是，這樣的討論，也是我們“當今之中國”所急需的。記得我今年4月27日北大110周年民間紀念會上，就討論過這樣的“當今之中國最需要什麼？”的問題。我提出了一個分析：當今中國，已經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進入小康社會，這是一個來之不易的巨大的成績；但也就同時麵臨著這樣一個擺脫了貧困，開始富裕了的中國，將向何處發展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當今之中國，正走在十字路口。我認為，在這樣的轉折關頭，需要提出“四大重建”，即“製度重建”，“文化重建”，“價值重建”（它是文化重建的核心），“生活重建”。當時，我提出這個問題，許多同學都覺得過於宏觀，並不能引起共鳴。但是，現在，經過這次地震的洗禮，我們再回過頭來討論這四大重建，就有了血肉的內容：在我看來，我們要將災難轉化為育人、治國的精神資源，其核心就是一個“價值重建”與“製度重建”的問題。
下麵，我就按照這樣的思路，來展開我的討論。這是名副其實的拋磚引玉：我十分真誠和迫切地希望和年輕的朋友一起來思考和討論；我以為，這是最初的激動過去以後，我們最應該做的工作。而且我所提出的一己之見，是不成熟的，有些問題我自己也沒有完全想清楚，沒有把握，需要討論，歡迎質疑，我所期待的是一個集體的智慧，共同來思考和解決我們所麵對的問題。我想從三個方麵來討論。
敬畏生命，一切為了每一個個體生命的健全發展
這次抗災，最為響亮，最激動人心，也最具有凝聚力的口號，大概就是“人的生命重於一切”。這裏，實際上是提出了一個“生命至上”的理念，強調的是人的生命價值的至高性與普世性。
所謂“至高性”，就是認定人的生命的價值具有絕對性，它高於一切價值，它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與之相違背的價值，都應該受到質疑。而我們這裏，長期以來，卻奉行著“為了某個崇高的目的，可以無條件地犧牲人的生命”的理念，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觀念。當然，人可以為了自己的信仰而獻出自己的生命，這次抗災中就有這樣的犧牲，獻身者應該為我們所崇敬。但是，這必須是發自內心的自主選擇，其內在動因正是自我精神發展和完善的需要。這和外力的強製侵害與剝奪是不能混為一談的。而且即使是這樣，也是應該盡量地減少，不能輕言，更不能鼓勵犧牲。我們必須將傷害人，特別是無辜的平民的生命的外加的戰爭，和對人實行肉體摧殘和精神迫害的獨裁專製，同時置於審判台上，就是這個道理，這是一個不能讓步的底線。所謂“為了崇高的目的”的“犧牲論”之所以不能接受，還因為這樣的“犧牲論”的背後，常常隱含著巨大的欺騙，因為所謂“崇高的目的”的解釋者、宣揚者是那些自命“真理的掌握者，壟斷者”的政客，或某個利益集團的代表；所謂“為崇高目的”而“犧牲”，其實是為這些政客，代表賣命。這樣的教訓實在是太多了。年輕人對那些動不動就鼓動你們去犧牲的蠱惑，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人的生命至上，同時是一個“普世性”的觀念。我們知道，人是分為群體的，不同地位，出身，經曆，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信仰，不同國家、民族，不同利益的人的群體，共在同一塊土地，同一個地球，存在著這樣那樣的矛盾衝突，是必然的；而要真正和諧相處，就必須有一個“最大公約數”，取得公認共通的價值。這次震災中的全國、全世界的同一條心，啟示我們，這樣的普世價值，就是人的生命至上性。這也是我們大家共同的體會和體驗：救助每一個遇難者的生命，在這一目標麵前，原來存在的所有的分歧，論爭，利害衝突，都變得不那麼重要了。
因此，通過這次救災，我們應該毫不含糊地將“敬畏和尊重生命”（也包括大自然的生命）作為一個基本的價值，普適性的價值確立下來，如一位作者所說，它應該成為我們共同的“信仰”（浙江會計師舒聖祥：《活下去，是有種信念》，載2008年5月17日《中國青年報》），並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生命是美麗的，活著真好”，應該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特別是年輕人的基本的，穩定的，不可懷疑，不能動搖的信念：前一段時間曾經出現的年輕人厭世、輕生的悲劇，再也不能發生了。
“生命至上”，這是一個總概念。它其實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需要作更深入的討論和分析。根據在這次救災中的觀察，體驗和思考，我覺得它至少有八個層麵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