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隨著歲月的流逝，孫武進入了弱冠之年，按照當時的通例，他有了自己的“字”——長卿。
此時的孫武，已不再是當年的那個隻知道纏住祖父講說戰爭故事的聰穎稚童，而出落成一個英氣勃勃、風流倜儻的才俊青年。他不僅學識淵博、才華橫溢，而且誌向高遠、腹藏良謀。按照一般常人的理解，孫武出生於齊國的一個顯赫貴族世家裏，他所屬的田氏家族，在當時的齊國政壇上正如日中天、炙手可熱，前途不可限量。孫武如躺在這棵大樹下，享其蔭涼，撈點實惠，謀個官職，過著優哉遊哉的生活，當是不費吹灰之力的事情。但假若真的如此，孫武也就不成其為孫武了。像曆史上其他偉大的人物一樣，孫武鄙視平庸，嘲笑淺薄，渴望舒展抱負，建功立業，尋求自己的人生支點，實現自己的內在價值，譜寫一曲生命的頌歌，完成曆史賦予的使命。
事實上，孫武確已擁有扶世濟國的超常本領。15歲以來，數年間一直潛心於攻讀軍事典籍，尤其是對“古代王者司馬兵法”是“讀你千遍也不厭倦”，書中所闡述的軍事原理及條文早已是耳熟能詳、出口成誦。同時在學習方法上，他避免死記硬背，依葫蘆畫瓢的弊端，而是充分發揚獨立思考的精神，善於用以往和現實的事例對書本理論知識進行比較和印證，深化自己的認識，並不斷得出自己的見解。
年齡大了，本領有了。該是闖蕩世界，施展才華，謀創大業的時候了。然而，正當孫武躊躇滿誌，欲展宏圖之際，中原形勢的發展以及齊國政局的變化，使他不得不對自己的人生道路做深深的思考和慎重的抉擇。
當時，魯、晉、齊、宋、鄭等中原諸國，都出現了卿大夫之間武裝兼並，又進而謀圖奪取諸侯君位的戰亂。這場鬥爭的起因可直接溯源於西周時期實行的宗法分封製，是這種分封製的弊端所造成的惡果。《禮記·禮運》記述西周的分封製時說“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製度。”在這種逐級分封的宗法製下，如果上級的力量足以控製下級時，則自然是國家安定，秩序良好。但是到了春秋中晚期，隨著王權的頹落，宗法等級統治秩序發生了混亂，爭霸、兼並等戰爭連綿不斷，而且在諸侯國內的卿大夫之間，也爆發了弱肉強食、你死我活的混戰。
在晉國，先是“六卿專政”，後有“三家分晉”。公元前550年，韓、趙、魏、智伯、中行、範氏六家聯手打敗欒氏，緊接著又“以法盡滅”祁氏、羊舌氏，形成了六卿專政的局麵。不久，這六大夫之間為了爭權奪利，也發生了激烈的傾軋。公元前193年，範氏、中行氏和韓、趙、魏發生戰鬥，結果範氏、中行氏敗北。公元前453年，韓、趙、魏三家又聯合起來滅掉智伯，實行了“三分晉室”。公元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認這三家為諸侯。
在魯國，發生了“三桓分魯”。所謂“三桓”，是指季孫、叔孫、孟孫三家。他們各自在封邑收稅、擁軍、築城，以此和魯國國君相抗衡。公元前517年，魯昭公同後孫氏聯手，進攻季孫氏的據點費城，三家組織反擊，處死後昭伯，魯昭公嚇得逃往齊、晉。後來魯昭公意欲東山再起，但均遭失敗。這樣，魯國的政權實際上就落入了以季氏為首的三家之手。
在齊國，如前所述，齊景公統治下的齊國，政治腐敗、吏治黑暗、刑罰殘酷、賦斂沉重，統治者窮奢極欲，民眾難以聊生。卿大夫之間的鬥爭也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公元前545年，田、鮑、高、欒四族共討國相慶封，慶封奔吳，四族取得了勝利，並從此揭開了“四族謀為亂”（《新唐書·宰相世係表》）的序幕。他們為了爭權奪利無不處心積慮，一邊培植自己的勢力，擴充私屬武裝，控製經濟，一邊又互相勾結、互相傾軋、無休無止，造成政局的動蕩不安。公元前532年，田氏又聯合鮑氏，趁執政的欒氏、高氏宴飲正酣之際，突然襲擊，一舉打敗了欒、高二氏。公元前489年，國惠子、高昭子立太子荼為景孺子，而田乞、鮑牧立公子陽生為悼公，導致了一場爭政的內亂，田、鮑二族在這場爭鬥中又獲得了勝利。
孫武是田陳氏的後裔，在這場你死我活的大搏鬥中當然合乎情理地站在田氏陣營的一邊。但是，自孫武的祖父改姓孫氏，另立門戶以來，孫家與田氏的關係逐漸變得疏遠起來。祖父孫書雖然政治地位不低，生活上也頗為優裕，卻難以進入權力的中心，幾乎等於賦閑在家。空有一身軍事才華，卻再也沒有機會獲得軍事上的委任，統兵征戰，再建功勳。孫武心想，自己日後縱然能夠進入仕途，但按照目前的形勢分析，恐怕也不能手握兵權，在軍事領域中一酬壯誌。況且，田氏在鬥爭中能否取得最終的勝利，也是一個未定之數，如果田氏在激烈的鬥爭中遭到失敗，反而會因為田、孫兩家的淵源關係，殃及到孫武的家庭。每想及此，孫武不由對齊國卿大夫之間的這種無休止的傾軋鬥爭感到十分的反感，也覺得特別心酸，看來，自己在齊國施展軍事才華，幹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的希望是非常的渺茫了。於是，孫武萌發了遠走他鄉、另謀出路的念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