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爾斯泰晚年生活力求平民化，但是他所生活的環境並沒有變化，不少人還寫信來指責他言行不一，因此他很痛苦，多次認真地考慮過離家出走的問題。從80年代初期到他生命的暮年，20多年過去了，托爾斯泰仍沒有離開，原因很複雜。這裏既有作家一再提到的自己對家庭的責任，有妻子的堅決阻攔和作家對妻子的憐憫，也有生活的本能與抽象的理念之間的矛盾。托爾斯泰的這種矛盾和痛苦在藝術創作中也有直接的反映，那就是他寫於19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初期的五幕正劇《光在黑暗中閃耀》。
這部最終未能完成的劇作，被作家視作“自己的戲劇”，因為如作家所說：“這部劇作中包含了我自己的感受——我的抗爭、我的信念、我的痛苦——我心頭的一切。”劇作主人公薩雷佐夫，正如托爾斯泰那樣，否定了自己過去的生活，確立了新的信念。他的信念在批判專製製度和官方教會時是有力的，但是在現實生活中卻處處碰壁。他想放棄家產，把土地交還給農民，立即遭到妻子的反對，而法律又是維護土地私有製的；貴族青年鮑裏斯接受了他的“要為上帝和別人生存”的學說，拒絕服兵役，結果被送入瘋人院受盡折磨；人民不理解薩雷佐夫的學說，而憲兵頭目卻認為他的主張並不危險，如此等等，使得薩雷佐夫本人也禁不住懷疑起自己的教義來：“難道是我錯了嗎？錯誤就在信仰你嗎？不，天父啊，幫助我吧！”劇本就此中斷。提綱中告知，最後薩雷佐夫被鮑裏斯的母親開槍打死。劇本引出了這樣一個與作者意願相反的無出路的結局，托爾斯泰自然是寫不下去了。
劇中，薩雷佐夫一再想離家出走。他對妻子說的話與托爾斯泰的思想是吻合的。薩雷佐夫說：“我無法這樣生活下去。我無法忍受這種可怕的、墮落的生活。”“放我走吧。我也試過參加你們的生活，把構成我生命的東西補充進你們的生活。但是做不到。結果隻是我折磨你們，也折磨自己。不僅折磨自己，而且毀了我做的一切。任何人……有權說，而且正在說，我是個騙子，我隻說不做，我宣揚《福音書》提倡的貧窮，而自己呢，卻在把全部家產交給妻子的幌子下過著奢侈的生活。”托爾斯泰本人就說過不少類似的話。劇中的不少情節更是直接取之於現實生活，如夫妻間為農民私砍樹木而坐牢一事發生的衝突。這樣的事情在雅斯納亞·波良納不止發生過一次，1906年5月底就又出現過一次。有幾個農民在私砍槲樹時被管家逮住，索菲婭向法院告發，農民被判入獄。托爾斯泰對此十分氣憤，離家出走的念頭又出現了，他痛苦地說道：“可怕，真受不了！以前老百姓還沒有覺察到的時候還可以忍耐，可現在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了，這種生活就令人難以忍受了！應當離開；我沒有別的辦法……”他在5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
“近來，真理對人不起作用這一點有時令我隱隱地感到絕望。特別是在家裏。今天所有的兒子都在，我特別難過。使我難過的是這表麵上的親近和精神上的極端疏遠太不自然。有時，例如今天，我很想逃跑，失蹤。”
但是，托爾斯泰又痛苦地意識到，不管他去了哪裏，不出兩天，索菲婭準會帶上仆人和醫生趕來，於是“一切全都照舊”！
在家中，唯有女兒瑪莎與托爾斯泰在精神氣質方麵最為接近，對他的幫助也最大。不管是救濟災民、開辦學校，還是反對奢侈、參加勞動，她都抱著真誠的態度，從不吝惜自己的精力。托爾斯泰在書信和日記中一再稱：“瑪莎是我在家庭中的最大安慰”；“隻有在麵對瑪莎時，我才感到心情舒暢”；“我很喜歡她”；“她是我親人中最感親近的”；等等。可是，1906年深秋時節，年僅36歲的瑪莎因病離開了人世。瑪莎死得很安詳，神誌完全清醒。一個月後，托爾斯泰在日記中寫道：“我活著，就會時常想起瑪莎彌留之際。她坐著，背後墊了枕頭，我拉住她可愛的瘦弱的手，感到她的生命慢慢死去，她在漸漸離開我們。這一刻鍾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意味深長的時刻之一。”瑪莎去世後，托爾斯泰深感孤獨。為了不讓瑪莎為農民孩子辦學的工作中斷，年近八旬的托爾斯泰在1907年再次為辦學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1908年1月，美國發明家愛迪生給托爾斯泰寄來一架錄音機，想讓它幫助托爾斯泰工作。這東西在當時尚屬稀罕之物，托爾斯泰還從來沒見過。有人幫托爾斯泰調試好以後，他就站在機器前試用起來。也許是不習慣，也許是太激動，他竟把要說的話忘了。托爾斯泰生氣地喊起來：“關掉！關掉！全忘了。唉，這玩意兒大概隻適用於沉著的美國佬。”過了片刻，好奇心促使托爾斯泰再次打開了錄音機，裏麵清晰地傳出“關掉！關掉！”的喊聲，把托爾斯泰和在場的人都給逗樂了。後來，托爾斯泰常用這機器口授文章和書信。他還寫信給愛迪生表示感謝。
沙皇政府對革命采取了高壓政策，俄國進入了又一個殘酷和黑暗的時期，大批群眾慘遭殺害。托爾斯泰在此期間，先後寫下了《致政府、革命家和民眾》、《論俄國革命的意義》、《究竟怎麼辦》、《不許殺人》等一係列文章，在反複闡述自己的見解的同時，猛烈抨擊當局鎮壓人民的暴行。1908年5月7日，托爾斯泰獲悉有一個名叫莫洛奇尼柯夫的年輕人因傳播他的文章而被判了刑，這使他感到“很煩惱”、“很傷心”。他說：“我80歲了，聽到這判決的消息，尚且怒火中燒，何況年輕人呢，他們又怎能不當革命者？”幾天後的一個早晨，托爾斯泰打開剛送來的《俄國新聞》和《羅斯報》，讀到了這樣一則消息：“今天在赫爾鬆的斯特列利比茨基野地，20名農民因搶劫伊麗莎白格勒縣的地主莊園而被判處絞刑。”這消息使托爾“不，這不行！不能這樣生活！不能這樣生活！不能，不能。每天有這麼多的死刑宣判，這麼多的處決；今天5個，明天7個，今天20個莊稼人被絞死，20個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