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憤使托爾斯泰哽咽得說不下去了。他動筆寫起來。不久他完成了又一篇長篇政論文《我不能沉默》。托爾斯泰把批判的鋒芒直指最高當局：
“你們大家，從法庭書記到首席大臣和沙皇，每天發生的暴行的間接參與者，你們仿佛不感到自己有罪，也不覺得可恥，而參與製造恐怖應當使你們感到可恥。不錯，你們也害怕人們，像那劊子手一樣，你們對罪行的責任越大，就越害怕得厲害——檢察官比書記怕得厲害，法庭庭長比檢察官怕得厲害，省長比庭長怕得厲害，總理大臣怕得更加厲害，而沙皇又怕得比所有的人厲害。”
在揭露之餘，托爾斯泰表達了不惜上絞架的決心。當局嚴厲查禁這篇文章，但它卻通過地下印刷所迅速傳遍了整個俄國，歐洲各國的報刊也普遍刊登了這篇文章。
在《我不能沉默》這篇文章中，托爾斯泰也尖銳地談到了自己的生存環境：“我現在生活在他們（統治階層）當中，不能不感覺到自己是發生在我周圍的罪行的參加者。”他寫道：
“為了我，人民才貧困，被剝奪了起碼的、天賦的人權——使用他們誕生於其上的土地。為了我，數十萬莊稼人失去幸福生活，穿上製服，被訓練來殺人。為了我，才有歪曲和隱瞞真正基督教的冒充的教士。為了我，才把人們從此地驅趕到彼地。為了我，才有千千萬萬彷徨在俄國各地的饑餓的工人。為了我，千千萬萬不幸的人在不夠大家使用的要塞和監獄中死於傷寒和瘟疫。為了我，被放逐、被監禁、被絞死者的父母和妻子痛苦不堪。為了我，才有這些特務偵探和陰謀暗害。為了我，這些殺人的警察因殺人得獎賞。為了我，掩埋了幾十、幾百遭槍決的人。為了我，以前很難找到、而現在卻不那麼厭惡這種事情的劊子手在做這可怕的工作。為了我，才有這些絞架和吊在上麵的婦女、兒童和男人。為了我，人們相互間這樣凶狠。”
托爾斯泰繼續寫道：
“這樣的斷言不管多麼荒唐，我還是不能不感覺到，在我這寬敞的房間、我的午餐、我的衣服、我的餘暇和為了鏟除想要奪取我享用之物的那些人而造成的可怕罪行之間，有著毫無疑義的從屬關係。我今天的安寧實際上有賴於政府現在製造的恐怖。認識到這一點，我就再也不能忍受了，我應當從這種痛苦的處境中解脫出來。不能這樣生活，至少是我不能這樣生活，我不能，也不會再這樣生活了。”
也就在傾訴這些肺腑之言的同時，托爾斯泰在日記中越來越強烈地表現出離家出走的意向。那年8月28日是托爾斯泰80誕辰的喜慶日。盡管托爾斯泰不希望人們為他辦什麼慶賀活動，但是全俄國、乃至全世界敬仰托爾斯泰的人們都在這一天由衷地為他祝福。這一天，雅斯納亞·波良納格外的熱鬧，一派節日氣氛。來的人很多，其中有許多記者，包括一位電影攝影師。英國不列顛博物館館長賴特也趕來了，他還隨身帶來了由肖伯納、威爾斯、歐文等800多位英國著名作家、藝術家和社會活動家簽名的致敬信。這些天裏，賀信和賀電雪片似地飛來。莫斯科藝術劇院的賀電稱：“如同條條大道通往羅馬一樣，當代條條藝術大道通向您的名字。”設在瑞士洛桑的國際救助失業工人委員會的賀詞說：“請接受我們的誠摯祝賀，因為我們得到了您的天才賜予我們心靈和頭腦的無數財富。您把一切都獻給了全人類。”彼得堡波羅的海船廠的工人給托爾斯泰寄來了長長的賀信，賀信寫道：
“從工廠窒悶的車間裏，我們這些有著艱苦勞動和艱苦命運的人，跟您同一個不幸的祖國——同一個不幸的母親生下的子女們，謹向您遙致祝賀，並向您表示我們對民族的天才、偉大的藝術家、光榮而不倦的真理追尋者所抱的敬意。”
與人民的祝願相反，當局和教會則對托爾斯泰恨之入骨。他們早早下達了禁止為托爾斯泰舉行任何慶典活動的命令，理由是：“防止居民中的可疑分子利用此事達到其旨在反政府宣傳的任何目的。”同時，東正教最高會議又號召教徒“抵製列·尼·托爾斯泰的慶典”，因為“他是東正教的頑固敵人”。大主教格爾莫根更是公開跳出來，在他的所謂《大法師公告》中對作家極盡誣陷謾罵之能事。他稱托爾斯泰是“被革出教門的叛教者和無政府主義革命者”、“該詛咒的、最卑鄙的俄國猶大”、“下流而瘋狂的蠱惑者”、年輕一代“卑劣的投毒者和劊子手”，等等。可是所有這一切，除了進一步暴露統治者的怯懦和無恥外，絲毫也無損於托爾斯泰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不久以後發生在莫斯科火車站前的一幕，可以說是這一點的最好的佐證。
1908年初秋，托爾斯泰來到莫斯科郊外的切爾特科夫的寓所小住。切爾特科夫當時獲準暫時回國居住。這次莫斯科之行是托爾斯泰自1901年以來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9月19日，托爾斯泰離開莫斯科返回雅斯納亞·波良納。報紙披露了這一消息。於是，這一天許許多多的莫斯科市民自發地前來為他送行。那天與托爾斯泰同行的秘書謝爾蓋延科記下了這一動人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