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七日，徐永昌得何澄密函：“蔣之北遊各省，其結果將如去歲宋子文遊熱河，日本又不知要出什麼花樣。”輨輲訛日本人果然又玩出花樣，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前，何澄第二次由上海赴日辦理有關方麵交辦的交涉事件。此次何澄赴日，真是無可奈何，又痛苦萬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何澄嶽母王謝長達與世長辭，享年八十六歲。由張一麐等人發起的“王謝長達先生追悼會”將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在振華女學校舉行。不能參加這位女權主義者、教育家、親自參與當年推翻清廷統治的江蘇光複者的追悼會，何澄當有無限遺憾。但與日交涉事情又非常急迫，不容他有些許耽擱，權衡再三，還是以國家大事為重，如期赴日。行前，他在王謝長達逝世前四十四日，王季山在“灌木樓”前為母親所攝生前最後一幀照片上代妻題字：“逝世前四十四日之遺像——攝於灌木樓。女山謹記。”以示永久的紀念。
何澄赴日後的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九日早八時，蔡元培由上海乘火車趕往蘇州，到站後由吳派經學的創始人和領袖人物惠棟六世孫惠可洪招呼，前往振華女學校。在振華女學校，蔡元培會晤了俞慶棠、王佩諍和“小徐（王季同）世兄、季玉世妹”。因李根源寓所距振華甚近，由惠可洪偕訪。中午，蔡元培回到振華，在今雨軒午餐，同坐有章太炎、張一麐、吳企雲（吳縣縣長）、張元濟、楊千裏等人輨輳訛。下午二時，王謝長達追悼會正式舉行，由蔡元培主持並發表演說：
今天鄙人是為追悼會來的，今天凡是到會的沒一個不佩服王謝長達先生，想不到今天是開追悼會的日子。我們很希望先生多活下去，做我們的指導。
人既有生，誰無一死？但每人應計算生前作為，是否辜負一生。先生高壽八十六，大事告成甚多，雖去世亦無抱恨，然我們生存的人希望她再有多少年數好好辦事，可是現在已是無法。現在如能使她的事業永遠不死，如此，則先生亦未死。
先生一生事業最重要的，是對於男女平等權，最著力而最有成效……先生雖離開我們，然有季玉、季昭師妹繼續努力，將來發展真是無限。如此，則先生仍舊未死，我們如能盡力幫忙，則不失追悼之本意輨輴訛。
這一時期，何澄南來北往，跑日本，走四方，十分忙碌。何澤慧在給大姊何怡貞的一封信中這樣說道：“父親大人是南北要人，一個月裏南京北京要來回跑兩趟呢！”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蔣介石以徐道鄰的名義在《外交評論》第三卷第十一、十二期合刊上發表長篇文章《敵乎？友乎？——中日關係之檢討》，這篇文章被大量轉載，它的官方色彩已是路人皆知，許多文武政要和中外民間人士都在琢磨這篇文章的真正含義。一月二十一日，日本在南京的總領事須磨彌吉郎與汪精衛進行了會晤。會晤之後就對記者說，中日關係正在絕對地得以改善。二十三日，日本外務大臣廣田弘毅在國會上報告日本的國際地位和日本政府的對外政策，闡述了這樣一種原則：“作為唯一的東亞和平大廈的基石，日本承擔它的全部責任，我們的外交和國防就根源於這種地位及其巨大的責任。”針對中日關係改善的問題，廣田表示，希望中國“能與日本常保善鄰互助之關係，以貢獻於東亞之平和及發達，不可不謂當然之使命……若中國而諒解帝國這真意，帝國殊願不吝以充分好意的態度報答之。”輨輵訛二月十四日，蔣介石對日本《朝日新聞》記者說，中日關係似乎正在改善輨輶訛。與此同時，蔣介石派出了王寵惠作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東京，就繼續和平進行試探。王寵惠於二月九日到達日本，共進行了為其四周的訪問。會見了廣田、首相岡田及其他日本軍事和外交領袖。王寵惠向廣田說明了中國解決問題的條件。第一，中國和日本必須以互相尊重各自的領土完整、獨立和平等為基礎著手解決問題。第二，中國和日本應該追求相互友好的行為。例如，南京應該鎮壓反日運動，而東京則應該終止日本人對中國地方性獨立運動的支持。中日爭端應該用外交方法，而非恐嚇或武力來解決。作為王寵惠與廣田會談的直接結果，蔣介石開始鎮壓中國國內反日活動。二月二十一日，南京國民政府禁止所有報刊刊登反日或讚成抵抗的文章和廣告輨輷訛。
中日雙方外交關係的這種突然變化，與何澄赴日有什麼關聯，不得而知。二月二十二日，徐永昌看到“報載日之廣田弘毅表示對蔣如何信仰等等”，似乎不太清楚這其中有什麼奧妙，山西省財政廳廳長李鴻文轉述給他何澄對此新聞一句話：“皆我政府所自鼓吹，日方對中國國民黨政府決無諒解可能。”徐永昌聽到何澄對中日關係將會有一個改善的傳語後，認為何澄太替日本張目：“國民黨政府好壞另一問題，隻是我中國吃得起，倒了此國民黨政府，另組一其他政府耶。中國今天真是全民墮落，不爭氣，實非一黨之過也。日本不願與國民黨政府諒解，願與另一勢力諒解，正如不願與於孝侯（於學忠）諒解，蓋日本甚利。我們天天倒政府，亦願我們疆吏聽他的話，這如何可者！”輩輮訛但事實證明，何澄所表示的，蔣介石放棄“一邊抵抗，一邊交涉”的原則是錯誤的。
一月十九日，黃郛離北平南下，向蔣、汪報告華北政情後，即前往上海。也許走前，黃郛曾與何澄談過，他無法幹下去了。二月二十三日，何澄到太原。徐永昌仍相信中日關係可以得到改善，他對何澄說，“餘以為日當局之宣傳中日諒解，是已經得誌，速求恢複常態，若其下也者之宣傳不能諒解，一為震嚇中國，一為他個人不想恢複常態（永遠這樣他才從中取利），獨怪一部分中國人也願意天天有事”。輩輯訛二月二十五日，徐永昌在開過一個會後會晤何澄。何澄對他說：“當以黃膺白北來與否，為對日外交有無辦法之試驗表。”又說：“觀汪精衛關照廣田之談話，以及孫哲生（孫科）之再不能倚靠國聯、倚靠歐美之談話，可知政爭者又皆含有爭親日之態度。王亮疇（王寵惠）之訪日，即歐美派得意之陣容。然則以能諒解日即要倒汪，尚嫌不夠，因蔣今日實需要汪也。”
果然如何澄所分析的那樣，“當以黃膺白北來與否，為對日外交有無辦法之試驗表”——黃郛於二月十六日從上海返回莫幹山後，就堅決拒絕返回北平。
五月三日，涉嫌漢奸的天津《振報》社長白逾桓、《國權報》社長胡恩溥在日租界被暗殺。五月二十九日，日本在天津的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參謀長酒井隆、北平日本使館武官高橋坦，向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何應欽提出白逾桓、胡恩溥被暗殺，熱河義勇軍孫永勤部侵擾遵化，均與中國政府有關，是排外舉動，無理要求：“一、撤換河北省主席於學忠，省政府移保定；二、撤換天津市長張廷諤、公安局長李俊襄、憲兵第三團長蔣孝先；三、撤退駐紮河北之中央軍及五十一軍於學軍部；四撤銷華北各級國民黨黨部；五、取締藍衣社輩輱訛；六、拿辦暗殺白逾桓、胡恩溥的凶手。否則將取自衛行動。”輩輲訛日本在這一年製造的所謂“河北事件”以此為開始。
日本方麵此舉是想把華北地區的國民黨和南京國民政府黨政軍主要人員全都換成聽他們話的人。為此，日本方麵也看上了何澄。曾派人找何澄，以替換他們不滿意的南京國民政府駐平機構的要員。但何澄拒絕了日本人請他出台的事！這之後，孔祥熙、宋子文也都派人來與何澄密見，要求給他們介紹與日本人見麵。據何澄夫人王季山當年給何怡貞的一封信得知，有人想將蔣介石和汪精衛趕下台，換一班人上台。何澄沒有給他們辦這種事。到六七月間，就到南京專辦國民政府有關方麵交辦的事了。
何澄不幹這種受日本人指揮的台麵人物，但有人倒跑得歡，如王克敏就跑到上海找黃郛，要求推薦他當代理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
六月十六日，黃郛偕王克敏到南京，“與汪兆銘、何應欽共商河北問題”。輩輳訛十八日，南京國民政府令派王克敏代理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商震代天津市長。輩輴訛不到十天，南京國民政府又改令任命商震為河北省政府主席，程克為天津市長輩輵訛。而駐華北軍隊方麵，則推出來宋哲元。
很快，國民政府發現如此退讓是沒有出路的，毅然決然地於八月二十九日明令宣布撤銷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輩輶訛。
九月六日，前去長春等地的何澄回來後，就去看望來北平看病的徐永昌。他告訴徐永昌：“悉日方最近對華北仍有企圖。”又談，“據板垣雲：中國方麵勾結日武官的人太多，此固中國不利，然而日方之上級者亦時有捂不住下級者之危險。中國若無首領出而協日，遂致下級者有機可乘，此誠危道。”所以，何澄覺得國家危險不在外而在內。最後，何澄又對徐永昌說：“日對晉綏恐怕要由緩而急。日人多謂閻是紅白皆有。黃膺白惡王叔魯（王克敏），將其每月十萬元之收入繳部，所以力主撤銷政分會。”
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撤銷後，何澄並沒有追隨黃郛再上莫幹山。此後，他連續三次再赴日本，與日本有關方麵交涉中日問題。
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一日，何澄趕到太原，係一兩日即到日本東京，特地前來見閻錫山。晚上在賈景德家，徐永昌與何澄見麵。何澄沒說他此次赴日前來見閻錫山有什麼事，隻是說：“南京且有政潮，即二陳（陳果夫、陳立夫）反對五通，擁胡（胡漢民）拉黃埔（軍人）以清君側（民國以來錯在謀統一，用意雖好，惜如拿破侖之要統一歐洲，豈能得幾？唐有藩鎮，宋元其敝去之，然因以弱。最好是清製，考核權以外一切委之疆吏，疆吏負責而能發揮其能力。所以就國家說，有改革製度之必要。聯省自治最好，但要如美國之聯邦治——原文即有此括注）。所謂政潮即新國民黨與黃埔軍人合而擁胡（二陳係新國民黨——原文即有此括注），此內事也。日本以此不許中國自強（以華治華即是——原文即有此括注），對蔣認為終有複仇性，所以決不能與之相安。日以對俄為目的，掣肘中國為手段；俄以赤化亞洲為目的，打倒日本為手段（因日有阻其赤化力量——原文即有此括注）。日不僅利用華北之漢奸，如蕭某，本月一日陳立夫且往見磯穀（在怒蔣後——原文即有此括注），此外事也。整個對日國策，各省自治（即修改憲法——原文即有此括注），授權各省（釜底抽薪，不必待日挑唆各省自立——原文即有此括注），在日運用下是分裂的，在我們運用下是分治的。在晉綏言，一麵是赤，一麵是蒙（蒙即以華製華——原文即有此括注），赤須自了，蒙可利用外交，此猶側麵外交也，而尚須有對日之正麵外交。日人磯穀、根本，為有才有譽之分子，合知頗有條理；次之，包悅卿代德王向日人要槍萬支，日許以千（按：徐永昌在此記：亞農親見之）。日人對我交涉，一定要華北，除外似很難挽回也。日軍人多數係社會主義者。”輪輮訛這一晚，何澄、徐永昌在賈景德家談到十二時方離去。一月十三日晚，徐永昌在正太飯店東樓請何澄、賈景德和山西省民政廳廳長孫奐侖等人作陪。七時許，孫奐侖等一二好友送何澄上車輪輯訛。二月二十三日，徐永昌接到侯少白轉給他的一封何澄電報雲：“日皇已敕其軍人不得向中國逕提交涉問題，即努力使外交一元化，且令外交以蔣介石為對像雲雲。”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何澄由大連再赴日本，八月下旬返國輪輱訛。二十九日上午，在北平的徐永昌到“真山園”，南桂馨和溫壽泉均在。何澄與徐永昌談“日對綏察進行事項，係關東軍司令負責，對冀係天津駐屯軍司令負責（現駐津司令田代係穩健者——原文即有此括注）。又談日政府刻下雖為穩健派得勢，然其國家或對外不久的將來總要出件大事故。”輪輲訛九月十日，何澄又與徐永昌談“宋明軒（宋哲元）新請到之高等顧問健川中將為日本急進派之中堅分子，真琦大將之副手，二二六事件之主要角色，第四師團長免職者。”又雲：“日本內定方案華北最低限度要做到坎拿大，但是應付不好恐成第二滿洲國。”輪輳訛九月二十三日晚，李潤章在豐澤園請客，徐永昌、溫壽泉、何澄、何克之等人又聚在一起。何澄說：“日人決不令國民會議圓滿開成，尤其日方負責武官皆集南京，密電：不取此，其將欲有所甘心者。今日《大公報》登東京電，已向我提出要求數條，又（天）津日方亦向宋（哲元）要求：一、表明態度；二、平津不駐兵；三、尊重日顧問意見等。”飯後，何澄和溫壽泉約徐永昌到美錦院稍坐。何澄對徐永昌又密言：“日對冀察綏要急進，謀達成其五省脫離中央之夙願。”又說：“宋（哲元）如應付不好，日本擬以張自忠代之。為張向日奔走者為馬彥衝，張至忙。潘毓桂（按：宋哲元的冀察政務委員會政務處處長，後任偽天津市市長）又雲，本月底二十五六日駐兵將在平漢路之涿州一帶演習，至時必出事，君似宜早退。”
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何澄、王季山夫婦同赴日本。何澄夫婦此次到日本之時，長子何澤明已考入京都帝國大學工學院冶金係，他為父母紀錄下了在此次來日本一遊時的多張照片，也為中日關係史留下了一些可供參照的線索。
一九三七年四月，何澄最後一次到日本療養勝地熱海，在一個即寫即燒造的日式茶杯上題寫了如下銘記：
餘一月之內，三到熱海，每覺浴罷溫泉，身心俱泰。閑人幸福非富貴者所能夢見也。中華民國二十六年春日。真山園主人記。
何澄夫婦回國後未及三個月，他所預判的“日人對我交涉，一定要華北，除外似很難挽回也”，果然應驗。“七·七事變”爆發後，中華民族終於走到了堅決抗戰的“最後關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