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南下江西
北風呼嘯，寒凝大地。
1930年嚴冬時節，蔣、馮、閻中原大戰結束，西北軍失敗，馮玉祥被迫出走山西，把西北軍殘部交給了孫連仲率領。部隊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不得不頂著凜冽的寒風，從河南開到菏澤、濟寧一帶。到了山東，蔣介石才給了一個“第26路軍”的番號，改編時，蔣介石讓孫連仲任第26路軍總指揮，把原有的四個半步兵師縮編為第25、第27兩個師，把全軍的重迫擊炮團、野榴炮團、裝甲列車、騎兵師等全部重裝備和特種兵與步兵分割開來，大大削弱了這支部隊的軍事實力。
孫連仲在縮編時，對自己手下的部隊不是一視同仁，把兩個師合並為一個師，而是親近疏遠，把他的嫡係高樹勳的第12師編為27師，其餘三個師合編為第25師，他自己兼任師長，這三個師的師長都降為旅長。董振堂原來的第13師，縮編為第25師第73旅，董振堂任旅長。
曾威名遠振的西北軍，現在變成了蔣介石的“戰利品”，而且又是被縮編，這在軍人眼裏看來實在是奇恥大辱。對董振堂來說，因縮編而降職，受辱的程度又加重了一層。
孫連仲雖然當了總指揮，卻如同坐在了刀山火海上，大有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的感覺。你想：馮玉祥的西北軍先是和蔣聯手北伐，後又發動中原大戰反蔣，現在反蔣失敗又被蔣收編，官兵將士與蔣的矛盾應該是很深的；現在3萬人給了兩個師的番號，師長當了旅長，旅長當了團長，團長連長編進教導團裏去當兵，從早到晚怨聲載道，罵罵咧咧，罵完蔣介石，又罵孫連仲。再說了，第26路軍的士兵大部分是陝甘和直魯豫派門頭兵派來的，一部分是連年旱災沒飯吃而來的。西北軍內部軍官之間將校團派與士官生派之間也有矛盾，加之孫連仲待下苛刻，剋扣軍餉，改編時又分親疏近遠，這樣，矛盾就如蜘蛛網般地縱橫交錯。收編前後時值冬日，衣食軍餉無著，許多人已囊空如洗，連理發洗澡的錢都沒有了。
整整罵了幾十天，罵到春節前夕，老百姓都在準備過新年，士兵們早也盼，晚也盼，覺得中國人寧窮一年，不窮一節，過年了，也該發些錢了！誰知盼來的不是薪餉，卻是蔣介石從南京發來的一紙開赴江西“剿匪”的命令！
其實，早在部隊剛到濟寧不久，蔣介石就派人來，要第26路軍開往江西參加“剿匪”。孫連仲起初猶豫不決，既怕蔣介石以調江西為名，中途解決，又怕到江西後被打敗，落個“戰敗法辦”的可恥下場。後來，孫連仲征求當時任參議的趙大璞的意見，趙大璞反問孫連仲：“總座估計年內時局會不會有大的變動？”
“石漢章（友三）心頗不安，可能有所行動。”孫連仲答道。
“同情者有誰？”趙大璞又問。
“極少。”孫連仲說。
“如果我們經濟困難的時候，韓向方（複榘）能援助我們嗎？”趙大璞問道。
“不可能，不可能！”孫連仲連連搖頭說。
“總座，那你應該奉調去江西。”趙大璞老謀深算地說：“目前是蔣介石最需要軍隊的時候，況且現在江西的北方還有王金鈺、郝夢齡、陳調元等人的部隊，他們都和我們一樣，是戰敗被蔣收編的，而且他們戰鬥力不如我們，作戰指揮更不如總座高明。我們去後，處境和他們相同，互相接納，他們能存在，我們就能存在。萬一蔣要吃掉我們，我們就同他們聯手一起幹。如果不去江西，縱然暫住這裏，但和韓向方的部隊比較，一窮一富，軍心也難以久固。假使韓部有人不明大義，暗中勾結我軍，挖我們的牆角，恐怕……”
趙大璞的一席話說得孫連仲的心動了。恰在這時，蔣介石派韓複榘來做說服工作，並把孫連仲請到南京，趁機把幾十萬的銀票塞進了孫連仲的腰包。蔣介石威脅利誘兩手並用，孫連仲終於下了決心，以江西清鄉督辦的頭銜率領第26路軍去江西參加“剿匪”戰爭。當然，這正中蔣介石下懷，蔣很快就發布了南調的命令。
正在孫連仲愁腸滿肚的時候，他聽說趙博生在鄭州住閑，他久聞此人足智多謀，尤其擅長參謀工作，於是立即派人去鄭州把趙博生請到濟寧擔任第26路軍總參謀長，企圖借趙博生在西北軍的威望來統率這支難以駕馭的部隊。
趙博生，河北省黃驊縣東慈莊人，1897年生於一個農民家庭，1917年畢業於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先是在直係部隊任見習官，後來轉入馮玉祥的西北軍，曆任團副、參謀長，北伐時期受共產黨人劉伯堅的影響很深，思想上傾向進步，1929年在西安任14軍參謀長兼特種兵旅旅長，並兼城防司令。中原大戰失敗後，他不願投降蔣介石，毅然率領500餘人的教導隊進入陝西秦嶺山區，獨樹一幟謀求新的出路，但不久就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