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第21章1976：青苔，或者水葵
我不知道拿什麼來隱喻1976，雖然1976包含了不比現今少的物件與悲劇性。拿一條長凳，一把木椅，是不行的；拿一江河水，滿山迷霧，也是不行的；更不可能拿滿天烏雲和石子一般的凍雨。或許，可以拿一段哀樂和生了稻瘟病的水稻，但結著稀少穀粒的病態的植物又顯得過於文明和世俗。我想拿屋簷下的青苔和稻田邊的水葵來完成這個潛伏已久的隱喻。青苔潮濕粘膩，容易讓人滑倒；水葵性感肥壯，暗合了我的身體滋生的欲望。
——題記
一
1月1日。岷山雲霧繚繞。涪江河穀蕭瑟。低溫。灌在麥苗上的糞水，轉眼結成了冰。村莊裸露在山腳下落光葉子的椿樹林，幾絲的嫋娜的炊煙與霧靄混在一起，加重了天光的陰鬱。手持糞瓢的女社員在立著光禿禿的桑樹的田野深處張望，頭上的棉帕垮下來也沒察覺。挑著糞水走在田埂上的男人們嘴裏哼著山歌，肩上的扁擔發出的咯吱咯咂的響聲把山歌撕得粉碎。
大石板。海拔兩千米的山峰。三瓣蓮花中最小的一瓣。我跟兩個哥哥爬上了迷霧朦朧的蓮花。我沒有嗅到蓮花的芬芳，也沒有聞到億萬年前山峰形成時彌漫的岩漿的氣味，我隻是嗅到了飄飄灑灑的凍雨的味道，隻是感覺到了地凍天寒的冷。
兩個哥哥在老林裏砍柴，我在一旁搓手跺腳。我不足十一歲。凍雨包裹了我，我的手指和腳趾都凍成了冰棍，整個身體都結成冰殼。山腳下是荒涼的黃土地，是看不見底的壕溝。黃土坡王光榮家的房背上冒著青煙。我開始嚎啕。我冷得清疼。我要到山下去，我要到王光榮家的石板房裏去烤火。北風夾著冰渣，吹散了我的哭泣。凍雨灑灑，凍結了我的眼淚。
1月8日。臘八節。昏暗的早晨。尿濕的被窩。我從冷顫中醒來。透過廚房油燈的光線，隱約看見敞開的後門，後門外平鋪的墓碑。六點十分。長桂公社廣播站的廣播準時響起。木樓口，靠左的梁柱上，紅油漆漆過的小木箱唱起《東方紅》。我多次爬上樓梯，站在樓口，把耳朵貼在木箱上聽裏麵講話。在我的感覺中，裏麵就是毛主席，就是北京，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全世界。小木箱沾滿陽塵，布滿蜘蛛網，聲音依舊嘹亮。有過很多中午，或者下午，小木箱帶給了我足夠的歡喜。“長桂人民廣播站，現在播送通知，今天晚上，在桂香樓放映戰鬥故事片《渡江偵察記》。”廣播員是本地人，“ang”和“an”不分，把“上”說成“善”，把“香”說成“仙”，把“放映”說成“飯引”、“渡江”說成“渡尖”。當然，還有《閃閃的紅星》、《奇襲》、《地道戰》。
六點三十分。“新聞和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我半坐起來，掀掉尿濕的床單，把下半身伸到棉絮裏，望著後門外朦朧的天色，偷偷捉住尚未發育的小雞雞，恨不得把它拔掉扔了。“周總理死了，周總理死了。”父親一邊穿衣裳一邊從睡房走出來。語氣是惋惜的。周總理死了，周總理跟我有關係嗎？“周總理可是諸葛亮啊，周總理死了，後麵就更難辦了。”父親在火塘裏穿襪子。火塘剛剛添了一抱木葉。火光衝天。
婆婆煮好臘八飯，父親先盛了一缽準備喂大園子裏的核桃樹。核桃樹正當壯年，一到夏天，就遮蔽了大半塊園子，秋天能收兩大背核桃。
父親拿了斧頭，大哥端著土缽，二哥、妹妹和我跟在後麵。父親用斧頭在核桃樹的舊傷疤上砍出一排排新傷口，大哥用木勺把臘八飯喂在傷口裏。傷口滲出的白漿與臘八飯混在一起，讓1976神秘而惡心。
我想跟大哥二哥一樣，穿有皮帶扣的褲子。我不想再穿“球打傘”。穿“球打傘”愛牽“鹽口袋”，總有大人開我的玩笑，把石頭丟到褲襠裏。
在王光財家後院，二哥對我說：“把我碗裏吃剩的蕎麵吃了，我給你一個彈弓。”我說：“我不要彈弓，我要你那根有皮帶扣的黃褲子。”我們從王光財家的自留山砍了青杠柴回來，坐在後院吃蕎麵。蕎麵硬邦邦的，沒有油。等太陽出來照在碗裏，我已經吃光了二哥的碗底子。想像穿著二哥有皮帶扣的黃褲子走進鄧老師的視線，不說蕎麵，就是癩蛤蟆也敢吃。
在長桂小學的蘋果樹下把青杠柴賣給校長的女人黃鬆如，我沒有看見鄧老師。鄧老師也許進城了，也許回江油了。要是鄧老師在，我會把柴送給她，一分錢不要。
揣著賣柴得到的五角七分錢穿過亂石窖，走過樓坎底下，走過大蓋透，走過三秦廟，我特別享受擁有五角七分錢的滿足。我清楚，一回到家，就得將它們如數上繳。
二
2月5日。“農業學大寨”初見成效。龍嘴子的老河灘被炸藥、雷管、雞公車、背篼、黃土、成都知青改成了沙地。隊長王生喜說：“毛主席他老人家英明，他說人定勝天，人他媽的真還把天勝了。”王生喜說話的時候已是黃昏，社員們正坐在石牆上評工分，最後一窩土豆已經種上。
公社石灰廠的木船在涪江裏過來過去運送礦石。涪江依舊豐滿，碧綠的江水流淌在古舊的河床裏，像穿粗布衫的少婦的身體。身體的河岸線帶著身體本身的欲望，使眺望的眼睛遲遲感覺不到黑夜的來臨。寒風乍起，烏鴉在空中盤旋。拌了毒藥的花生米裝在保管室的鐵桶裏，過幾天就會種到沙地裏。凶多吉少。要不了多久，就會在落了春雪的沙地看見一隻隻死烏鴉。王生喜說：“晚上公社有電影，記錄片，《周總理粉碎不朽》。”成都知青黎抗美笑倒在了本縣知青肖平的懷裏。“不是粉碎不朽，是永垂不朽！”黎抗美的聲音蠻甜的。王生喜連忙改正：“永垂不朽，是永垂不朽，沒念過書，逗人笑了。”王生喜磕著煙鍋。
2月23日一早。風把泥窗上的報紙吹得嘩啦響。報紙上的林禿子在隨風抖動，讓人想起吹奏中顫動的笛膜。一起顫動的還有枯幹的竹葉、初春的陽光和掛滿花蕾的櫻桃枝。我睜開眼睛就看見了這些。撩起蚊帳，也能看見毛主席，在床邊的籬壁上。傳說他正走在去安源上，手頭握著把收起的雨傘，背後是一望無際的山岡和雲霧。他的腳下有花。矮小。像是杜鵑。毛主席去安源。安源就是杜鵑山。我看過樣板戲。在拱橋溝的兩紅岩，我還扮演過《杜鵑山》裏的雷剛，跟女生一派，並由此得了個綽號——“女娃兒那頭的雷剛”。毛委員高大、英武，但身材勻稱、挺拔。他年輕，麵龐堅毅。他握成拳頭的左手也表達著堅毅。毛委員身上沾了點點血跡，已經發黑，那是我用巴掌消滅長腳蚊的戰績。蜘蛛在他的上方結了網，陽塵和三兩個被蜘蛛吸空的蒼蠅掛在蛛網上。
3月8日。櫻桃花謝了。我夢哭過。隱約記得一輛汽車，要載我走。婆婆不停地打我的屁股——是真打，打得我屁股清疼。我醒來，呼吸依舊急促，淚水掛在腮幫上。
三
1976年的春天是隱蔽的土豆花、繁茂的扁穀草和不時的饑餓。
土豆花在龍嘴子，在短坑裏。紫色。像鳶尾花，像蝴蝶。土豆紮根之處雖是貧瘠的沙地，卻也是處女地。充足的農家肥和適宜的春雨讓土豆生得苗壯葉闊花豔。
扁穀草在河岸上，像生錯地方的水稻。碧綠。粗糙，富有纖維，非常適宜於水牛寬闊的舌頭和機械的胃。
我們的饑餓是一個秘密，先在我們家大園子的苧麻地裏，爾後轉移到了前院竹林邊的馬廄。苧麻茁壯水淋，葉子闊大，它掛滿露珠的景象足夠讓我們當時饑腸轆轆，過後念念不忘。父親在一夜之間挖出苧麻的根，讓婆婆磨成麵粉。我們兄妹四個吃出了苧麻的苦澀，卻沒有吃出其中的名堂。在我們家的馬廄，我看了多少回驢子吃豌豆，我的喉嚨就跟著驢子的喉嚨蠕動了多少回。在驢子滿足食欲的過程中，饑餓的我沒有絲毫的嫉妒。倒是有一天，當我發現我們吃的豌豆餅是生產隊分給驢子的配料，我感到了恥辱。
4月2日。中午。沒有米飯，沒有饅頭，沒有鍋盔，沒有餅幹。我們去了學校背後的沙溝。到處是洪水衝刷過的痕跡。梅子把褲子垮到了腳後跟，讓我們看。下課的時候，梅子已經脫過一回，她站在課桌上喊：“看到看到，我脫褲子了！”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有這樣的衝動？
什麼叫“三項指示”？什麼叫“反擊右傾翻案風”？鄧老師一定曉得。鄧老師教我們說：“以‘三項指示’為綱是黑綱領，以階級鬥爭為綱是紅綱領。”“綱”是什麼？鄧老師說：“‘綱’就是魚網上最大的那根兒繩子，綱舉目張。”鄧老師說一句，我們跟著說一句。我問鄧老師：“為啥要以階級鬥爭為綱，不以‘三項指示’為綱？”鄧老師一個箭步上前拿手捂住我的嘴，不讓我再說。鄧老師臉色煞白。
下午開大會。反擊右傾翻案風。校長也說以“三項指示“為綱是黑綱領，以階級鬥爭為綱是紅綱領。不能多一個字，不能少一個字。大會的一個重要議程是批鬥大隊小學的林老師。林昌富。林老師自己走上台，自己低下頭。有人喊“娼婦婆娘，娼婦婆娘”。林昌富是個男的，看上去還是個孩子，十八九的光景，上唇剛剛長了點胡子。他跟公社小學的女老師講戀愛，三天兩頭往公社小學跑。公社革委會主任說，他犯了生活作風的錯誤。我看見有人往林老師身上扔泥巴，我也扔了一個。鄧老師看見了，走過來揪我的耳朵。鄧老師像是哭過。她和林老師是同學。
4月5日。清明節第二天。未上生漆的柏木棺材。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我坐在棺材上吃剩飯。花圈。北京。市長。吳德。廣播講話。“一些沒有安好心的人。”“一個戴眼鏡的壞人”。陰謀。“有組織，有預謀，有計劃”。一些“不明爭相的群眾”。首都工人民兵。“反革命暴亂”。我什麼都看不見，隻聽見嚴正聲明。杉木樓梯搭在樓口，等著我一梯一梯攀上去。我坐在棺材上，拔著碗裏為數不多的米粒。上年冬天，棺材裏還是滿滿的稻穀，而今已空無一物。過了今年，棺材裏又會是滿滿的稻穀。棺材是婆婆的。婆婆什麼時候睡進去我不知道。有一次，婆婆睡進去又出來了。棺材是我們家的家具。
“北京又在鬧事。”穿小管褲舊軍衣的大哥從外麵回來說：“有人借悼念周總理想阻礙反擊右傾翻案風。”大哥讀初三了，愛跟成都知青操。
我從棺材上下來，還在想“三項指示”。廣播裏在反複播送吳德的講話，義正詞嚴，我不想聽。我想聽廣播裏說：“今天晚（碗）上，在桂香（仙）樓放（飯）映戰鬥故事片《車輪滾滾（拱拱）》。”
黑暗從外麵湧進來吞噬了大哥、妹妹和我。也吞噬了廣播。
（四年後，我知道了廣播裏講的“反革命事件”其實是群眾自發悼念周總理。四年後，我在縣城影劇院看了縣裏背篼劇團演出的話劇《於無聲處》，並由此記住了“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的詩抄。十年後，還是清明，我的婆婆睡在了那口等了她三十年多年的棺材裏，從棺材裏舀出的穀子已經生蟲。）
4月24日。櫻桃熟了，掛滿枝頭，紅亮亮的，叫人見了喉嚨發癢，感覺如同後來見到性感女孩。站在院牆上，甚至就站在石板路上，伸手就能夠到櫻桃。大多數時候，我隻是伸手把枝條拿下來，把嘴巴湊過去，含住櫻桃。櫻桃在嘴裏挑逗味蕾的時候，露水也在親吻我的眉梢和鼻梁。為了吃到向陽的櫻桃，我爬石牆，爬房背，爬草垛，爬樹。向陽的櫻桃紅亮，大顆，特甜。
“車家灣的李子，長河灣的女子。”還有胡家壩的櫻桃。胡家壩就是我們生產隊。我們生產隊的櫻桃聞名縣城。白櫻桃。顆大。甜。陽春三月，城裏女人修白的手，挑剔的目光，漂亮的網兜，嬌豔的嘴唇，為我們的櫻桃增色添輝，而我們的櫻桃所得的寵幸則直接體現在分分角角的人民幣上。
4月25日。星期天。我在夢中跟鄧老師坐在水磨上吃櫻桃，父親叫醒了我。揉了揉眼屎，我，猴子一樣爬上了樹。大哥二哥早已在樹上。父親在房背上，母親在木梯上。母親用“勾達棍兒”把腦殼上方的紅櫻桃勾下來，一手拉住，一手摘，竹簍就掛在手邊樹枝上。隔壁的王金勇也在幫著摘，他正騎在一棵高樹的枝椏上搓手，他的手沾了露水，皮膚過敏。
采摘櫻桃不同於采摘別的水果，要選紅透的摘。屁紅屁紅的、黃的和青的得留在枝頭護著，紅了再摘。摘櫻桃不能勒，否則到手的隻是一把水。也不能脫把，脫了把櫻桃很快就會翻烏、變質。
5月2日。我把清樹的櫻桃拿到學校送給鄧老師吃。鄧老師坐在寢室外的蘋果樹底下。蘋果已經有指頭大。草綠色的燈心絨上衣使鄧老師有些隱蔽。“清樹的櫻桃，給你的！”我遞櫻桃過去的時候，發現鄧老師哭過。“你曉得我愛吃櫻桃？”鄧老師沒看我。“清樹的了，最紅，最甜。”我說。
看鄧老師吃櫻桃很滿足。她回寢室先拿溫開水清洗。紅亮水淋的櫻桃被鄧老師修長的有些失血的蒼白的手指送進同樣有些失血的唇間，繼而在粉紅的舌間消融。吐出的核兒清白帶一點鵝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