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旁邊，專心地看她吃。她城裏人的斯文讓我喜歡而開眼界。“鄧老師，你哭過？”我忍不住問她。鄧老師沒有理我，隻一顆顆吃著櫻桃。“鄧老師，你肯定哭過！”我走過去挨著她的身體。“小孩子家家，曉得啥子？”鄧老師看了我一眼，沒有我想要的親昵。其實，我的身體隻是挨著了她的衣裳。“我看見他了，他來了。”我說，“是他把你弄哭的。”他是她耍的男朋友，個子很高，我們叫他“高大漢兒”。從寢室的窗戶看出去，就能看見他在投籃球。
5月5日。大哥說五月是“紅五月”。我說又不是血染的，為啥叫“紅五月”？大哥說：“節日多啊，有‘五一’、‘五四’、‘五七’、‘五一六’，紅火。”
我的“紅五月”隻是櫻桃紅，隻是鄧老師的臉紅。可惜，鄧老師的臉一天比一天白。
又是“三項指示”。我在上學的田間小路上把話說反了，有人告了我。把“以階級鬥爭為綱是紅綱領，以‘三項指示’為綱是黑綱領”說反了。
“說反了就是反革命！”校長指著我的鼻子吼道。“校長，交給我處理吧，小孩子家家，說錯了改正就是了。”鄧老師一直在給校長賠笑。“大是大非，你處理得了嗎？”校長兩手叉腰，眼睛盯著鄧老師的胸脯。鄧老師說：“毛主席說了，一個人犯錯誤是難免的，但隻要有勇氣改正，就是一個好同誌。”我立即改正說：“以‘三項指示’為綱是黑綱領，以階級鬥爭為綱才是紅綱領。”我把“紅”與“黑”說得特別黑體。
我跟鄧老師回到她的寢室。“高大漢兒”已經走了。床上的花鋪蓋像我最初看見的那麼幹淨、好看。
四
我不知道這些纖細的文字是否還能傳達出1976的氣味。1976可不是纖細的。農科所的玉米掛須了，我們上學放學天天都看見，肚子再餓，也不敢去掰一包烤了吃，我們知道那是搞科學實驗的。
截止五月，1976的氣味就是凍雨的氣味，土豆花的氣味，苦蕎麵的氣味，櫻桃的氣味，鄧老師的氣味。對我而言，1976就是繞家門而過的涪江。發源於岷山東坡。春天和初夏，河水平靜碧綠，就是漲桃花水泛起的波浪也是柔情甘冽的。“白片子”在黑甕潭遊泳，“紅尾巴”在淺水裏嬉戲。雪包頂沒有雪崩，隻有太陽照射後融化的汩汩雪水；岷山叢中沒有暴雨，隻有潮濕的雲霧和恰倒好處的零星小雨。
然而，這隻是1976的春天和初夏。汛期尚未到來，河床是空闊的，洪水注定會行滿她的每一凹處，塗改她的線條和顏色。野性——豈止是野性！暴虐注定會凸現。1976在被地下的岩漿澆灌，無聲地膨脹，血管在高溫的擠壓中迸裂。
1976，國家的脆弱，涪江的脆弱，我的脆弱。
6月1日。上學路上都在收麥子。割。捆。運。打。風。曬。兒童節。沒有新衣裳，隻有幹淨的衣裳。紅領巾特別鮮豔。都說是革命先烈用鮮血染紅的。革命先烈有那麼多鮮血嗎？全國有多少個紅小兵就有多少條紅領巾。還有那麼多麵紅旗要染。1974年，我加入了紅小兵。“批（pi）林批（pei）孔，批（pei）林批（pi）孔”。一個普通話的“批”，一個四川話的“批”。1974，我歪戴著帽子走上批判會的主席台，在哄笑中念完班主任老師教我念會的批判稿。“林彪和孔子是一條藤上的兩個毒瓜”。
我們長桂公社小學的學生早已在操場坐好，唱著革命歌曲，高壩、渠水、大坪、石人小學的學生才唱著歌列隊走進來。他們個個麵黃饑瘦，皺巴巴的紅領巾綁在胸前。他們沒帶板凳，隻好席地而坐。小溪彙入了大河。大河彙入了海洋。操場上紅旗招展，歌聲嘹亮。我們的節日，被政治塗抹，是政治的顏色。但歡樂依舊激蕩在我們單純而愚昧的心間。
我再次獲得了縣級的獎狀。我睜得圓溜溜的眼睛再一次在光榮榜的鉛字裏找到了自己的姓名——鉛字的姓名。我感到無限地自豪。我不知道我的姓名變成鉛字意味著什麼？四個紅堂堂的公章——縣團委、縣婦聯、縣總工會、縣文教局，彰顯出無尚的榮譽。
接近晌午，有炊煙飄進校園，我嗅到了燒新麥的清香。我的舌苔在暗自蠕動。主席台搭成了舞台。旁邊蘋果樹上青果已經有乒乓球大小。
“拔蘿卜，拔蘿卜，我來幫您們拔蘿卜……”我扮演蘿卜。一個老婆婆在地裏拔蘿卜，怎麼也拔不動，幾個紅小兵看見了，上去幫她拔。
（我曆年獲得的獎狀都張貼在我家老屋堂屋神龕下的籬壁上。縣一級的居多，也有校級的。差不多貼滿了整垛籬壁。那個年歲，榮譽是我的神。1979，我得了最後一張縣級獎狀，獎狀上蓋的還是那四個章，隻是“紅小兵”改成了“少先隊員”。我的所有的榮譽都彰顯在那垛籬壁上，都在那一張張煙熏發黃、被糨糊撐得僵硬的撲滿塵埃的紙片上，直到1988年春天二哥修新房子拆除老屋。神龕和籬壁被二哥當柴燒了。那些曾經滋養過我心靈的榮譽也在散發過可憐的熱能之後化為了灰燼。）
6月6日。不曉得是第幾次在夢裏哭了。二哥說我邊哭邊在喊“安徽”。“安徽”是什麼？這一回，婆婆起床的動作遲緩了些，我的夢哭延續了很長時間。“安徽”是一個愛發大水的省份，發大水跟我有關嗎？我的尿床！
一輛囚車開過來，我被塞了進去。投獄，或者劫持。後麵有人追趕——我的親人們，我的世界，我的存在……囚車遠去，我在告別我的存在，在一點點離開我的存在。安徽安徽，安徽是我的存在嗎？安徽能讓我永遠存在嗎？
不是安徽，而是婆婆戴著頂針、滿是老繭的巴掌讓我回到了我熟悉的世界，繼續了我的存在。
7月3日。大哥帶著刀子和三角帶從外麵回來，凶巴巴地說：“我非取他娃娃一個零件不可！”“他娃娃”是誰，我不知道。大哥臉上有血，我不敢問。大哥把刀子插在神龕旁邊的柱頭上，玩著三角帶。我認出了，是一副連接柴油機和打麥機的皮帶。“想搶老子的女朋友，欺人太甚了！”大哥自言自語。我不敢看他。大哥的女朋友叫王英，是公社小賣部何聾子的女子，說不上漂亮，但身材好，也穿小管褲。我不關心大哥跟人爭風吃醋的事，我關心的是大哥是否跟她的女朋友睡過覺。
晚上。大哥的班主任老師來了，說上頭決定不讓大哥升高中，我們家成分高。
五
河流——涪江從上遊流下來，帶著虛美的波光。波光裏有天色，有兩岸的景色。陰鬱或者燦爛，雨絲或者陽光在水裏被折射、衍射。再晴朗的天氣，上遊都有迷茫，還有被山崖石嘴擋住的看不見的地段。河流到了近旁，變得寬闊而真切。急流也有，漩渦也有，緩水也有，但都是摸著石頭流淌的。緩水一帶的石頭是卵石，河床也均勻平整。灘頭有巨石，浪花飛濺。漩渦在陡崖下麵，河水的摩挲是致命的。村落在遠處，在密密的竹林裏，在隱隱的沙地邊，在高高的山岡上。也有在對岸的。曬場，風車，房門上掛的紅辣椒清晰可見。炊煙飄散。渡船在岩背後，偶爾橫行河中。船家子站在船頭，握著篙。遇雨則披蓑衣戴鬥篷，遇烈日則戴頂草帽。滑輪在油索上嘩嘩跑。這是七月，已到汛期，但河流還是溫柔的，河水還是馴良的。
河流流到這裏，1976年7月。1976還沒有斷裂的跡象。燦爛但卻柔情的陽光，河坎扁穀草上的晶瑩的露珠，對岸半山腰潮濕的霧靄，後山青杠林裏性感的野菌，預示的依舊是庸常平靜的日子。秧子一插上就返青了。稻田的蛙鳴沒有異常。任何地方都看不見青苔。偶有水葵，生長在稻田與稻田間的缺口處，肥嫩的莖，水淋的葉，滿天星一樣的碎花，濃縮了我未來的青春。
事實上，國家的1976早已暗裂。從1月8日開始，四月五日出現裂口。七月的唐山大地震是一次沉陷，擴大了她的破裂，並在裂縫撒了好幾噸鹽——不是為了消毒，而是為了加劇疼痛。
我的1976從8月中旬開始裂損。先前的饑餓、噩夢、暗戀、夢囈都是對裂損的掩飾。裂損，說的是內在；外在隻是陰暗、潮濕、泥濘，隻是對陽光的徹底喪失。
我聽見碎片在身體裏響動，感覺撕裂的疼痛和血流的冰涼。
我的1976是一個摔碎了膽的保溫瓶。
8月16日。晚。22時零6分。大地震光顧岷山，震波穿透了正在往木桶裏撒尿的我的身體，穿透了屋外的院牆和櫻桃樹。我提著褲子跑出房子，站在竹林裏經受大地的持續搖晃。瓦在黑夜滑響，掉下屋簷。村裏村外的石牆在倒塌，此起彼伏的響聲加劇了我內心的恐懼。垂下的天幕本來是要在黎明重新敞亮的，大地震卻給它打上了封條。大哥上藥地坪了，妹妹已經睡著，二哥正在脫衣裳，婆婆在我的床麵前剁豬草。1976開始搖蕩。隻是瞬間。但搖蕩的感覺卻一直持續到今天。
“趕快把竹子抱住！”父親吆喝道，“竹子是根連根的，就是搖成海子，也沉不下去。”
我抱住一根竹子，不敢鬆手。妹妹還在床上，父親衝進屋，嘴裏喊著“金黃”。地震過去了，瓦片還在落，檁子椽子還在響。父親說要是搖上八級地震，地就會裂縫，往下沉，變成海子。
我的想像力開始演繹父親的地震常識，而且極度地張揚——大地震是從遠處來的，而不是從地下冒出來的。大地裂開了口子，水稻陷落了，青蛙陷落了，汽車陷落了。河床裂開了口子，河水灌進去，河流幹涸了。對岸的山開始崩塌，填滿河床，堵住裂口，河水重新積蓄，形成堰塞湖，淹沒了村莊。我抱住一株竹子，在海子裏漂。像我一樣抱住竹子的還有我的二哥和妹妹。櫻桃樹在海子裏時隱時現。豬、牛和驢子在水裏時隱時現。
想像過後，黑幕般的烏雲嘩啦啦遮住了剛才還是繁星閃爍的夜空。天空無疑是多了什麼，世界無疑是多了什麼，我的心裏無疑是多了什麼。震後的沉寂在我的想像裏結束，取而代之的是從生產隊曬場方向傳來的喧鬧。櫻桃樹還在，園子還在，稻田還在。河水還在流淌，急流的轟響不絕於耳。
“肯定哪個地方遭了！”父親煞有見識地說。我們已經遭了，但在父親看來遭得還不夠，房子沒垮，地沒沉，人沒死。我問父親到底哪個地方遭了，父親說看樣子在西方。
那一夜，我們再沒敢進屋。我們先是聚在曬壩裏，談論地震，爾後坐在稻田邊聽蛙聲。那一夜，蛙都沉默了，隻有個別蟋蟀在悲歌。我脫了鞋，拿光腳去逗蛙，卻挨到了水葵。曬壩裏開會一樣鬧熱，人們在搬木頭，砍竹子劃竹子，扛曬簟，搭棚子。電燈是沒指望了，馬燈來來去去，電筒在路口晃動。有人捧著煤油燈走，熄了又點，點了又熄。午夜時分，廣播響了，傳達縣革委的指示。
接下來的夜晚，我們把鋪蓋毯子搬到了堂屋的曬簟裏。大門大開。馬燈掛在門外的櫻桃樹上。大人不睡，輪流值班，以便餘震時叫醒我們。
雨水像地震一樣來得突然，瘋狂，且經久不衰。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中雨，小雨，交替進行。地震是一泡大便，雨季讓大便橫流、惡心。生產停止了。“抗震救災，重建家園”的口號喊得震天響。我們的家園還在。我們的抗震就是搭棚子，就是睡在堂屋的曬簟裏，就是看接踵而來的河大水漲。我們的救災也隻是爬上房子，撿撿瓦。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準備吃的。麥子還有，但得磨成麵粉，不能老吃炒麥子。河水暴漲，磨坊被衝毀。米是沒了，田裏的稻子尚未揚花。唯一不缺的就是青玉米棒子，園子裏、田邊地角到處都是，烤起或者煮起，也可以在手磨上推了，做水粑。秸稈可以喂牲畜。婆婆和母親整天就是掰青玉米棒子，剝出來在手磨上推了做水粑。父親是記分員，上了第一線。至於他們的第一線是什麼，我一點也不知曉。因為下雨，河裏漲水了，淹了河灘，我的工作便由放驢轉移到了撈柴。
正如我父親所言，這次地震的中心在西方，在西方一個叫虎牙和黃羊的地方。震級是7.2。我們這裏並不是震中。更大的地震並沒有來，隻是都在傳說更大的地震，而且震中就在我們公社的桂香樓。甚至有人說震中就在我們村口的青皮樹底下。青皮樹是我們村的標誌。帶刺。葉青，果青，樹皮青。果像藥柑，又不是藥柑，也可以入藥，但不稀奇。每到秋天，樹下總躺著一堆堆的青皮果，被人踢來踢去。最終變黃朽掉，像爛橘子。人們在傳說，但並沒有慌亂，即使有恐懼也藏得很深。孩子們依舊在扯豬草、撿水撈柴、玩“藏貓貓”，大人們依舊在割牛草、放秧水、掰玉米、扯稗子。
“該死球朝天”。隨處都能聽見社員宿命但卻豁達灑脫的口頭禪。有傳說整座岷山都要沉陷，從鬆潘草地到江油平原，從甘南藏區到茂汶羌寨，都會變成海洋。有新媳婦開始哭泣，她的娘家在岷山外麵。她像是在涪江滔天的濁流裏看見了普遍的死亡。“該死球朝天。”她的男人喝著家裏最後的白酒安慰她。餘震不斷，預示著大地震即將到來。有人拿出家裏最後的清油煎炸最後的米麵。有人在半夜裏偷偷宰了雞鴨吃。“反正要死了，不如做個飽鬼。”有人宰不夠秤的豬吃，隊長曉得了警告說：“哪個再宰家畜吃，就是破壞‘抗震救災’。”新媳婦還在手磨邊哭，淚水流在水粑上。男人苦口婆心在勸：“大地震還早得很，國家正在想辦法把我們遷到平原上去。”新媳婦聽了，麵帶喜色地說：“真的啊？那我們就遷回我媽家，免得給國家添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