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以後，我也曾三次麵對死神。
第一次發生在上海，那是1964年夏天。1963年我被南京華東化工設計研究分院除名回到上海。1964年上海掀起將地富反壞分子強迫遣送回鄉的運動，我被虹口區中州路派出所列為壞分子遣送對象。一係列突如其來的變故，麵對茫茫未來，回想曾經的養尊處優與自命不凡，我心灰意冷，痛不欲生！我想到了死！
我曾在上海外灘黃浦江邊徘徊多次，真想跳下去；後來我又到國際飯店想從24層高樓飛翔而下；又在北火車站附近麵對飛馳的火車，想臥軌……
然而，每次麵對死神，我又害怕、退縮了。苟且偷生讓我不得不恨自己的懦弱。是死亡還是生存，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從此我自甘沉淪。
1964年初回到舉目無親的故鄉——嵊縣。我抱著“腳踏西瓜皮，滑到哪裏算哪裏”的人生態度。為了尋求刺激，我就天天參賭，因剛回鄉時我還有不少現金和金銀首飾供自己“揮灑”。1964年這一年我成了有名的賭棍，賭友們給我取了一個外號叫“運輸大隊長”，言下之意，我是十賭十輸者。當時賭博的工具是撲克牌，以打“沙蟹”為主。我多次被派出所抓進去，由於我寫檢討書主動又坦白，於是一次次作寬大處理，但次數多了，當時城關鎮派出所所長也火了，動了真格。記得那是1964年8月的一天，所長把我關進了禁閉室。
那晚的關押我終生不會忘記。窄小的禁閉室，大概隻有8平方米，那晚除了我以外，還關押著一個小偷，小偷戴著手銬。特大的蚊子數以千計，蚊子的叮咬，使我雙手不停地拍打，整個夜裏，我幾乎像跳迪斯科那樣無法停下來。我還算好一點，雙手雙腳可以舞動拍打，而那小偷可慘了，雙腳蹦跳豈能解決問題，雙手銬著又動彈不得，他隻能不斷用頭碰牆，哀嚎：“媽呀！還是死掉好過！”他求我為他拍打幾下，我連自己也忙不過來，愛莫能助。
終於，我無錢再賭，我已是最徹底的無產者。為了生存，從1964年底我就開始以拉柴販賣為生。所謂拉柴販賣是這樣，我到離縣城30公裏以外的山區將農民的柴買來，用人力車拉回城關鎮賣給居民。當時長樂大昆的柴價一分錢一斤，城裏可賣二分錢一斤，如果拉1000斤可賺10元。我雖有力氣，但因不懂怎麼拉車，最多隻能拉600斤。大昆山區離城75市裏，來回要兩天，真是苦不堪言。
記得那是1965年12月的一天，我去大昆買柴，由於大昆村路很狹窄，路麵坑坑窪窪，一不小心，失去平衡，我連人帶車跌入離路麵約5米深的河中，其實那條所謂的河幾乎沒有水，河底到處都是巨石，當我翻車時幸虧被路邊一棵小樹擋了一下，我被拋出路麵兩米左右，正是這棵樹救了我的命。
世界上真有所謂的奇跡，我飛離路麵後，正巧被拋入一口直徑約兩米寬的大井中，我除喝了幾口水外，竟奇跡般浮出水麵。善良的大昆人紛紛驚呼：“這人一定摔死了！”兩天前有一頭牛在這裏摔死了。
大昆人把我從井中救出後，立即送到長樂鎮人民醫院，在醫院躺了半個月，我終於撿回了一條命。
這是第二次與死神擦肩而過。
第三次麵對死神是在農村。
1969年“文化大革命”中，我被造反派以莫須有的“投敵叛國分子”的罪名關押兩年後，遣送到當時的三合公社八鄭大隊第三生產隊當農民。
俗話說“不怕縣長、省長，最怕生產隊長”，我最怕生產隊長叫我去耘田了。三界農民耘田是雙膝跪地的，老農民有經驗，耘田時很快，而我老是跟不上，總是落在最後麵。因此我腿上的螞蟥最多，往往流血不止。於是我對當時的阿順隊長不斷請求，希望高抬貴手，讓我別再幹農田的活。
生產隊長終於發了善心，派我到離生產隊五裏外的範洋排澇站去當民工。這下我可樂了。到了排澇站，我幹得很賣力。年輕時我是運動員，有的是力氣，我能抬250公斤重的大石頭。當時站長姓祝，祝隊長對我的工作很滿意，就派我上山去拉石頭。由於一天要完成5000公斤的任務，於是咬咬牙，每車總拉400公斤～450公斤，每塊石頭小的至少25公斤，大的有一二百公斤，需要幾個人幫忙才能裝上車。有一次由於不小心，在下坡路上踩到一小塊碎石，我滑了一下，失去重心，“轟”一下，連車帶人跌入離路麵三米的深坑，所幸的是巨石沒有砸上我的腦袋，否則必死無疑。不過我還是被壓成一個血人，急送三界人民醫院搶救。幸虧賢妻在醫院精心照料我一個多月，才死裏逃生。
三次麵對死神讓我深感生命的脆弱和頑強，這是一對矛盾體，卻統一在自己的生存狀態中。我油然想起俄羅斯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說過的話，“在堿水裏泡三次，在血水裏浸三次，在清水裏洗三次，你就會變得比純潔更純潔”。我能就此“比純潔更純潔”嗎？那時，我曾經這樣自問。
2008年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