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金窩銀窩不如自家的草窩。”這話不假，而且我深有體會。左邊這張照片拍攝於1977年，這就是我當時的家。讀者也許會感到奇怪，我怎麼可能住在如此破爛不堪的房屋裏呢？
這小破屋位於嵊縣（現為嵊州市）孝子坊路6弄19號，麵積為18平方米。其實這破屋並不是我原來的家，說起這小破屋的來曆，有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
20世紀50年代初嵊縣“土改”時，由於我祖父門下有4個兒子，根據土改政策，為我家保留200多平方米的住房。這些住房位於當年市心街檔案館旁。
解放前夕，隨著革命的大潮，我的二叔、三叔和小叔都先後參加革命，而我隨爸媽早在解放前定居於上海。土改後，嵊縣家中隻留下我年邁的祖母一人。祖母是四類分子（地主），不宜住在檔案館旁。於是在嵊縣房管會的安排下，將我祖母搬遷到孝子坊路圓超寺（原是一所尼姑庵堂）居住，當年圓超寺已居有4戶人家，分配給我祖母一樓一底，40平方米。同時在房管會的建議下，我祖母將市心街二百多平方米房子以每月5.6元的租金租給三戶人家。而圓超寺的住房屬於公房，祖母每月向房管會交租金1.6元。如此一來，我祖母倒很開心，因為其一，每月差額有4元收入，其二，她一個人居住200多平方米也感覺太冷清孤單，搬進圓超寺有了眾多鄰居作伴，何樂而不為！
然而風雲突變，60年代出台了私房改造政策，政府規定：凡出租房在100平方米以上者，一律交公為國有，如此一來，我家市心街二百多平方米的房屋一下子化為烏有。
當我與母親1964年初從上海回到故鄉嵊縣時，祖母已去世，無奈，我與母親也隻能在圓超寺居住。
萬萬沒有想到厄運還在後麵。
“文化大革命”期間，1967年12月，南門外發生了一場大火，使幾十戶人家無家可歸。一天，一造反派頭頭來找我，說你汪愛源沒有資格住公房，命令我在三天內立即搬遷到孝子坊路6弄19號。而這小破屋原是一個地主分子的柴房。從此，這破爛不堪的小屋，就成了我的家。
我向房管會申訴，認為“土改”分配給我家的住房應該落實政策，從此我走上一條漫長的申訴之路，直到1978年，房管會總算給我一個交代，在小屋的地基邊再批給我30平方米的土地容我擴建新房，算是落實政策。於是我在這48平方米的土地上建起了新房，並在此辦了個“小巷照相館”。
我非常喜歡自己建造的新房屋，欣然拍下了這張珍貴的照片。
有人說，在房屋問題上，我受了不少委屈。我說這就是“命運”，用哲學觀點講這就是“偶然性”。我認為人世間，因果錯綜，“不如意事常八九”，“人人有一本難念的經”，不完美才是人生。
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也是所謂的“命運”，60年代一次偶然的機會，使我認識了我如今的賢妻，直到1976年她來到我家，從此我的家庭生活雖清貧，卻充滿溫馨，真可謂“夫妻恩愛苦也甜”。
因此我要說，這小破屋是我的“天堂”。
更使我感動的是，在10年勞改期間，妻雖然怨我恨我，但她還是始終等著我，正是她的善良、賢慧，才使我在回歸社會後能重振旗鼓。一句話，沒有妻子的寬容、理解和支持，就沒有我的今天。
因此，我要說“命運”對於我來說還是公正的。從禍福的辯證關係中，我終於深深理解古代哲學家老子的觀點：“禍兮福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熟知其極？其無正。”這確實是生活中的平凡真理。
2008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