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是一條悠悠的小河，時間的帆船在上麵漂過；當愛的春風往心坎上吹拂，就泛起了陣陣清波……
每當夜深人靜時，我常常情不自禁思念起她——我的賢妻。
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畫圖怡倦眼，此中甘苦兩心知。
魯迅先生當年寫的這首詩，正是我倆近二十年來同甘共苦、相親相愛的真實寫照。
我妻子是黃岩城關鎮人，和我家一樣是一個大家庭，她父親在解放前開碾米廠，她1954年畢業於台州衛校。60年代初，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倆相識、相知。幾年中我倆曾多次鴻雁傳書，她的古典文學比我有功底，二十多年前她寄給我的一首勸戒詩，至今記憶猶新。
為有雲鬢無限嬌，孤鳳寒盡怕春曉。
幾載一覺揚州夢，贏得玉樓薄幸名。
我曾學習魯迅先生，將我倆幾年中的書信，抄錄編寫成一冊《兩地書》。可惜多次搬家，這冊彌足珍貴的《兩地書》遺失了。
沒想到，當我最潦倒時，她竟來到我的身旁，她說：“過去的讓它過去吧，浪子回頭金不換嘛，我相信你能重新振作起來。”
我已年過半百，我已不再年輕，點點白霜已開始降落在我的雙鬢，但，愛情的翅膀卻沒有飛離我的心靈！
我是這樣地愛她，她是這樣的賢慧，然而魔鬼纏身、失去良知的我，背叛了她，悔恨、自責、悲痛！此時此刻我對她的思念像波濤般洶湧。
記得那是1976年秋天，母親因生活所迫而改嫁的那年，我那嗷嗷待哺的小女兒才3個月，正當我與我女兒掙紮在死亡線上時，她毅然來到我家。
新婚之夜，沒有歡鬧的喜慶場麵，沒有親朋好友的祝賀，隻有嬰兒斷斷續續的哭號聲……
也許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如此寒酸的新房了。生產隊分給我的是一間不到20平方米的破舊泥屋，由於原來的破木板床太窄了，妻子就設法在過去我拉過的平板車的架子上修修補補釘上幾根竹片。這樣，加工後的床變寬了，我倆也開心地笑了。那時候，麵對愛妻，我總是無比幸福但又萬分愧疚。
對這一切她絲毫沒有怨言。她說：“我理解你的困苦，讓我們一起挑起生活的重擔吧！”
在愛情的滋潤下，我決心改掉過去好逸惡勞的惡習。記得生平第一次劈柴時，我的手打起了血泡，但還是幹得很起勁，她笑了，笑得很甜。生平第一次，我感到家庭生活是如此溫馨。
雖然我的家是破舊不堪的泥屋，但這裏是我的天堂。我常常感歎著對妻子說：“每當離開你一個人到上海去做小生意時，我年輕時代最熟悉的大上海已與我無緣，我總懷著最急切的心情盡快飛回到我的小泥屋中，那裏才是我的天堂。”
我每天在生產隊幹活的收入僅為可憐的3角錢，為了生存下去，我開始偷偷地做小生意，夫妻倆曾多次到上海販賣雞蛋、生薑。
上海，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故鄉，青少年時代，我曾在上海生活20年，我家住在繁華的虹口區四川北路的公益坊8號，那是一幢日本式的三層小樓房。由於我父親在上海開辦綢廠和藥材公司，家庭富裕，在學校中我是有名的闊少，經常邀同學們去郊遊，逛遊藝場，進沙龍和四姐妹、大光明等舞廳，那時我的生活開支每月在200元以上，要知道50年代初的上海一般職工工資每月僅30元左右。有一次在鄉下務農的一位表舅何昌俊對我母親驚呼：“不得了，愛源一個月的開支，我們做農民的一年也掙不回來呀！”
年輕時我很愛漂亮，好出風頭，我的發型是電燙的，衣服是英國名牌的，手表更是頂級的勞力士，18歲那年我還在上海虹口區武進路著名整容醫師楊樹蔭那裏做開雙眼皮、整鼻梁的手術（請看我16歲時的照片是小眼睛單眼皮），我的行為對於50多年前的都市闊少來說也是相當“時尚”的。
當年，在四川路一帶我是有點名氣的闊少，與上海最有名的小阿飛馬年（化名）是好朋友。我很崇拜他，他父母都是美國留學生，父親是大資本家，住的是虹口區最漂亮的花園別墅。我家與他家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因此雖然當時全國報刊連篇報道馬的墮落經曆，我還是崇拜他，特別是他的倫巴舞跳得出神入化，棒極了！可以說我的許多惡習，都是在那時形成的。
然而命運如此捉弄人，如今我竟來上海做小販。由於當年在虹口區生活二十多年，所以認識我的人不少，萬一碰到熟人怎麼辦？不少小販都在四川路橋的人行道上做小生意，但我不敢去四川路橋，而是到閘北區的老閘橋上，我在橋的人行道上攤一張報紙，上麵擺放一小堆、一小堆的生薑，1角錢一堆，賣掉一堆，我可賺5分錢。我不敢抬頭看人，手拿一本雜誌，裝著看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