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星期日，正巧又是接見日。入監隊的犯人特別高興，有在大廳裏打乒乓球、看電視的，有在操場上打籃球的，更有不少犯人眉開眼笑地從接見室帶回親人送來的物品，與大家分享。我真羨慕他們，而我入監近3個月了，卻沒有親人來探監。
上午11時左右，突然隊長高喊：“汪愛源接見。”
接見？誰來了？肯定是妻子來了，我興衝衝地向接見室飛奔而去……
沒想到，75歲的老母親和8歲的小女兒姍姍來了。母親瘦了，身子單薄，麵容蒼老，小姍姍卻長高了不少。
“媽，你怎麼來了！”隻見母親抖顫顫地從懷裏掏出四包小香糕。母親含著淚道：“愛源，實在沒有錢，我隻帶來四包香糕……”
“媽，別這樣說，你這麼大年紀來看我已很不容易了。”我實在找不到可說的話。
四包香糕，隻值4角錢，但這裏有著最深沉的母愛啊，因為隻有母親知道我從小就最愛吃家鄉的香糕。
母親雖坎坷一生，但卻是一個堅強、樂觀的人。
她出身在嵊縣長樂鎮的大戶人家，外公錢湘耕是一位著名的茶商，而我祖父汪正金是嵊縣城關鎮的首富，人稱“汪半城”，解放前任商會會長，因而母親與父親聯姻，可謂門當戶對。母親常回憶說：“出嫁時我才18歲，十裏紅妝，風光得很。婚後隨你父親經商，在上海與香港都開辦過藥材公司……”
然而時代的風雲變幻，使我家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在50年代初上海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運動中，父親被判刑10年，送內蒙古勞改。又在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父親與哥哥汪中源相繼亡故。俗話說，中年喪偶，晚年喪子，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然而性格堅強的母親，終於挺了過來。
晚年她唯一的親人就是我這個不爭氣的浪子了。
母親曾在上海定居20多年，由於60年代初我被南京華東化工設計研究分院除名，並被遣送到闊別20年的故鄉——嵊縣，她為了照顧我也毅然離開上海返鄉。
1969年母親又隨被下放到離城30公裏的八鄭大隊的我當農民。她雖年逾花甲，照樣天天出工。她一天掙的工分隻值1角錢，但還是使勁地幹。令人稱奇的是她還學會養豬，每年能養出一頭大肥豬來補貼家用。
1976年，家中多了一個孫女小姍姍時，我家正處於巨大的“經濟危機”，不但姍姍吃的奶粉錢無從著落，家中連一日三餐的糧食也要借一餐吃一餐。當時母親作出一個驚人之舉，決定出嫁，以挽救全家。她說：“其實晚年嫁人，顏麵掃地，但人總得活下去呀！”好在我的繼父是位心地善良的知識分子，他對我說：“其實我與你母親在小學時就是同學，年輕時我就暗戀著她，但那時你母親是位大家閨秀，我豈能高攀……”繼父對母親很好，但不幸的是兩老牽手不到兩年，繼父就仙逝而去。我母親仰天長歎：“命運啊，命運！”
十一屆三中全會給我家帶了生活的轉機，1978年我回城辦起全縣首家個體照相館。經幾年努力，我就小富起來，並雄心勃勃建造新樓房。從困頓進入小富，我又開始忘乎所以，漸漸地滑向墮落，終於在1983年的全國從重從快嚴厲打擊流氓犯罪中，被捕入獄，判刑11年，母親又一次跌入痛苦的深淵。
由於新屋尚未建成，又為建屋曾向親友們借了不少錢，我被捕後，債主上門討債使妻子無安寧之日，我家又一次陷入赤貧之中。
為了生存，母親在長樂鎮家中，做賣開水的小生意，1角錢一熱水瓶開水，艱難度日……
麵對母親送來的四包香糕，我無顏見人，低著頭泣不成聲……
母親卻給我送來毛巾，微笑著說：“愛源，不要灰心，要好好接受改造。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媽等著你早日回來團聚……”
接見的時間飛逝而過。臨別時，母親叫姍姍快對爸爸說：“保重身體要緊！”
串串淚珠早已模糊了我的視線。
1984年9月31日
寫於浙江省第五監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