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37章 “決不同農奴製妥協”的屠格涅夫(1 / 2)

屠格涅夫(1818——1883)自幼目睹母親的專橫霸道、虐待農奴,早就對農奴製度非常厭惡。後來他表示決不同農奴製妥協。

屠格涅夫是俄羅斯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1818年11月9日生於奧廖爾省,他的童年是在母親的貴族莊園裏度過的。莊園裏的藏書成千上萬,其中大部分是法語和德語書籍。屠格涅夫的啟蒙老師是家裏聘請的外國人。他的第一位俄語與文學教師是他母親的一個奴仆。

1827年,屠格涅夫全家遷往莫斯科。少年屠格涅夫開始在寄宿學校學習,後來就準備考大學。1833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學,一年後又轉到彼得堡大學,1837年畢業。作為貴族青年人,屠格涅夫也同樣出國到柏林繼續深造,他研究的是哲學。

屠格涅夫1841年回國,他本想從事哲學的研究和教學。但尼古拉一世政府禁止開設哲學課,因為對哲學的深入研究肯定會導致進步革命思想的廣泛傳播,所以它認為教授哲學是危險的。屠格涅夫的意願沒能實現,不過這正好給他創造了從事文學創作活動的機會。

《獵人筆記》讓屠格涅夫成為著名的作家。該書是一本關於農奴和地主生活的故事集。屠格涅夫就以此書實現了他少年時承諾的“決不同農奴製妥協”的誓言。《獵人筆記》的第一篇故事《霍爾和卡裏內奇》刊登在1847年《現代人》雜誌第一期上。它是當時俄國最進步的雜誌,就在這一年開始由詩人涅克拉索夫主編。《獵人筆記》的其他各篇也都陸續發表在《現代人》雜誌上。1852年彙集成冊,出了單行本。

《獵人筆記》描寫的是俄國農奴製下農民同地主的關係。作者以俄羅斯美麗的大自然景色為背景,表現俄國農民的民族特征及他們的精神品質和才華(《霍爾和卡裏內奇》、《歌手》、《白淨草原》等),描寫他們在農奴製下貧困無權、備受侮辱和壓榨的境況(《事務所》、《莓泉》、《活屍首》),揭露地主的假仁慈和凶殘本性(《總管》、《兩地主》)。加裏寧認為,屠格涅夫在這本書裏“把農奴表現為像所有的人一樣配享人權的人”。而教育大臣卻向沙皇尼古拉一世報告說:“書中大部分內容是要堅決消滅地主??散布對地主如此不利的觀點無疑會導致對貴族階層尊重的削弱??”那位允許《獵人筆記》在《現代人》上刊登的書刊檢查官則被解除了職務。1852年屠格涅夫之所以被捕被流放,表麵上是因為他發表了悼念果戈理的文章,然而根本原因是《獵人筆記》單行本的出版。

屠格涅夫十分敏銳,能及時發現新的重大現象,把握時代的脈搏。1856年他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羅亭》塑造了著名的“多餘人”的典型。故事發生在19世紀40年代初,當時貴族知識分子在俄國社會思想發展方麵起著推動進步的作用。作為一名貴族小青年,羅亭善於思考,滿懷理想,能言善辯。他那激情洋溢的語言很能喚起人們對自由的追求和實現崇高目標的願望。他的弱點是意誌薄弱,缺乏實踐能力,空想多於行動。在他與娜塔莎的戀愛中,暴露出他是個語言的巨人,行動的矮子。中篇小說《浮士德》(1856),特別是《阿霞》(1858),也通過悲劇性的愛情故事描寫了類似的典型。第二部長篇小說《貴族之家》(1859)中的男主人公拉夫列茨基也是個“多餘人”。他這個40年代初貴族中的優秀分子,想尋找一條新的生活道路,以克服言行不一和脫離人民群眾等缺點,然而卻缺乏堅強意誌和毅力。這些都是通過他同麗莎的關係,通過他的個人幸福同道德義務、同改善農民境況的社會義務之間的矛盾以及個人幸福之不能實現等表現出來的。屠格涅夫把目光轉向新興的平民知識分子。長篇小說《前夜》(1860)描寫農奴製改革的“前夜”,女主人公體現了當時俄國社會的覺醒和爭取自由、爭取解放的渴望。葉連娜鍾情的平民知識分子因薩羅夫是保加利亞革命家。他性格堅定,目標明確,正好是當時俄國所需要的“新人”。這個形象反映了50年代末俄國社會前進的方向,表明解放運動的領導逐漸從貴族青年轉到平民知識分子。杜勃羅留波夫在《真正的白天何時到來?》一文中,肯定這部小說的成功,同時指出俄國需要有自己的因薩羅夫,並斷言“前夜離隨之而來的白天總是不遠的”。屠格涅夫還不能接受這個革命的結論。他同《現代人》雜誌早有分歧,現在它不顧他的意見而發表了這篇論文,於是就成為雙方決裂的直接原因。在186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父與子》裏,屠格涅夫終於在俄國的平民知識分子中找到了“新人”。小說中“子”與“父”的矛盾,實際上就是平民知識分子同貴族之間的矛盾。作為子輩的代表,民主主義者巴紮羅夫堅強、沉著、自信,重視實際行動。他否定藝術、詩歌以及日常生活中“公認的法則”,也就意味著否定專製農奴製度的一切。他被稱為虛無主義者,屠格涅夫說這就是“革命者”。屠格涅夫說這部小說是“反對作為先進階級的貴族的”,巴紮羅夫在精神品質和道義上也確實壓倒了父輩代表的貴族保守派帕維爾。但作者對巴紮羅夫的態度又是矛盾的,不僅有時流露出對他的反感,還在作品下半部讓他因愛情失敗而變得懷疑、悲觀,乃至誌未遂而死去。小說在評論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民主刊物紛紛譴責作者誹謗年輕一代,隻有赫爾岑和革命民主主義者、傑出的文學評論家皮薩列夫(1840—1868)對這個主人公作了比較肯定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