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資選製與納資製。資選製是據家庭財產多少而選官的製度，而所謂納資製是有產人家向政府納錢，政府賞給官職。
景帝後二年（公元前142年）下詔書說：“現在家產十萬以上納十算算賦的人才能選官，清廉的士人當官不用那麼多的家產。有市籍的商人家中財產多也不能當官，家中資產少於十萬的也不能當官，朕很可憐和同情他們。於是規定家產四萬納四算算賦的人就可以當官”。這就是說，在景帝這道詔令之前，隻有家產達到十萬才能被選拔當官，按文景時的情況十萬錢恰是一個中等人戶的家產。這一詔令之後，家產降至四萬就可以選拔為官，這使一些家境較貧寒的人也可以被選拔當官，應當說是個進步。
家有納十算算賦或四算算賦的資產可以當官，並非說凡達到這一標準者皆可當官，那麼在資產達標後又通過怎樣的具體途徑去做官呢？南宋徐天麟有一獨到的看法，就是通過向政府“納資”而做官。這一見解揭開了資產達標者當官之謎。如《漢書·張釋之傳》載張釋之“以資為騎郎”。注引如淳曰：“漢注，資五百萬為常侍郎。”這就是說張釋之是在“納資”五百萬後，才當了常侍郎。再如黃霸“武帝末以待詔入錢嚐官，補侍郎謁者”。再如桑弘羊，出身洛陽富商家庭，十三歲為侍中，其時正是武帝剛即位的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他是怎樣當上侍中的呢？有的學者認為他就是通過“納資”踏入仕途的，最後做到禦史大夫。卜式也是一位“納資”為官的典型，《漢書·卜式傳》載“是時富豪皆多匿財，唯式尤欲助費，……乃召拜式為中郎”。《鹽鐵論·除狹篇》說“富者以財賈官，累功積日，或至卿相”。通過“納資”也可得到一些有用人才，如張釋之就通過這一途徑當官，文帝時做到廷尉，秉公執法，作出了傑出貢獻。景帝時，司馬相如也曾“以資為郎”。再如桑弘羊，精於數學運算，在理財方麵貢獻卓著。但是，以資產選官畢竟有消極方麵，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就說“選郎吏又以富資，未必賢也”。
7.賣官製。由於連年戰爭，財政困難，這使由“納資”當官，變為赤裸裸的賣官鬻爵。《史記·平準書》對此有個概括的記述，要點如下。
其一，“武帝即位，幹戈日滋，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其後，“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複，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這裏講的是武帝即位前十五年中的情況，即從建元三年（公元前1388年）徙東甌於江淮間，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王恢擊閩越、元光二年的馬邑之謀、元光五年通西南夷和到元朔二年（公元前124年）衛青取河南地等耗費巨大的活動所引起的現象。
其二，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置武功爵十一級，第一級十七萬，二級以上每級二萬，買至十一級，共計三十七萬。出二十五萬，買到武功爵第五等官者，可以“試補吏”，優先任用，買到武功爵第七等千夫相當於二十等爵製的第九等爵五大夫，買武功爵最高可買至第八等爵樂卿。置武功爵是為“顯軍功”，有軍功的大多越等授爵。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這使官吏任用的途徑多而雜，因此官職也就虛濫耗費了。
其三，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孔僅、東郭鹹陽推行官營鹽鐵，出現了“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經選舉，商人做官的更多了”。後來又令“吏得入穀補官，從二百石的郎到六百石的郡丞”等，桑弘羊又奏請“吏得入粟補官”等等。
漢武帝賣官的目的是為了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讓富人用錢換官。其結果，虛設濫設官職，導致官吏大量增加，並使漢初以來不能當官的商人大量當官，加入封建官僚集團。這樣，便形成了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體的封建統治集團。
漢代九卿之一的郎中令，在武帝選拔、任用人才的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需要加以說明。郎中令，武帝太初元年改名光祿勳，其屬官有：大夫掌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員至數十人；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多至千人；謁者掌賓讚受事，員七十人。此外，還執掌期門、羽林兩支禁軍。這些屬官都隨侍皇帝辦理種種事情。武帝通過種種途徑選拔出的人才，許多人都是先充當侍中、大夫、郎、謁者，而後經試用、考察提拔起來的。這一機構是選拔、任用人才的中轉站。武將中衛青、霍去病都是從侍中提拔起來的，其他高級將領也多是從景帝、武帝時的侍從中選任的。武官如此，文官也如此。如卜式、桑弘羊等人是從郎官中提拔起來的。汲黯是從謁者選拔出來的等等。《漢書·董仲舒傳》載董說“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可證其時文職行政長官許多都是郎官中選任的。從這些情況可看出，武帝選拔的文、武人才先到郎中令所轄下作皇帝的文武侍從，經試用、考察而後再加以重用的。所以，郎中令在武帝選拔、任用人才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應予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