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經曆了中國一個大動亂的時期。動亂和外國侵略的可怕壓力耗盡了帝國的資源。為了使國家度過這場超級混亂，全國沒有一個人比左宗棠的貢獻更大。和平恢複了，中華帝國暫時有了較好的前景。左宗棠到了晚年，由於年邁力衰，無法對事件的進程施加影響，一個反動的進程開始發生，很快就把帝國大業推向了最終的、決定性的衰亡。左宗棠謝幕以後，中國高層無人具有撐持大局的清醒、能量、勇氣和意誌。每一個大手筆的國家企劃，隻要左宗棠參與其中，都有成功的結局，這就很能說明問題。按照人之常情，一個年過七旬的老人，疾病纏身，精疲力竭，能力衰退，誰也無法指望他在領土之爭中大顯身手，所以吃了法國的苦頭是勢所必然。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從1880年到1911年，凡是中國政府要辦的大事，除了對雲南起義的鎮壓以外，都沒能獲得成功。我們完全可以推論，他對19世紀的中華帝國最具主導性和建設性的影響。
關於他在中國曆史上的地位，一個對中國曆史知之甚少的外國人試圖做出這樣的評價，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中國曆史極為悠久，名人無數，大部分很少為外國人所知，令研究者無法全部深入。中國人自己對這類事情也不大上心，把對一個人偉大程度的評價留給最嚴格的批評家——時間。但是，如果把時間壓縮到一個較小的跨度內，僅僅考察一個朝代——1644年至1911年的大清王朝，那就可以頗為深入地進行觀察和比較。各人評判的標準不盡相同，但可以做出一個比較可靠的假設：對於某個人而言，他的本國同胞隨著時間推移，會比外國文化更加接近對他的正確評價。在對漢人的初步評價中，人們似乎傾向於把曾國藩當作他那一代人中最偉大的一個，當作大清時代最傑出的漢人。
相對於左宗棠這種類型的人而言，曾國藩屬於對中國人更有吸引力的那種類型。首先，曾國藩是他那個時代最傑出的學者。其次，他的忠心和誠實在他自己的時代無與倫比；他能吃苦，最重要的是具有精神耐力；他的才幹更是不容置疑。他為人和藹，對人體貼，極為忠誠。從一個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找出一些東西來加以批評，不是一件難事，如果那人活了70歲，那就更加容易。但是，西方人還是無法充分理解他在其中奮鬥的那個環境。如果我們能夠理解，那麼就會更加驚訝：他怎麼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就？
導致曾國藩與左宗棠彼此疏遠的一係列事件是可悲的，不論是對國家而言，還是對他們個人而言。他們為此懊悔，彼此在心中都為對方持有最高的敬意。對於他們的爭吵，無人能夠評判誰是誰非，因為他們誰也沒有過多地指責對方。這僅僅隻是不相投合，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分歧從來沒有墮落為宿怨。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多次評論，清楚地表明了他對這個大人物的高度尊敬。當曾國藩於1872年去世時，左宗棠的反應，如同他們是一輩子的友人。另外一個印象是：兩人之間的疏遠，左宗棠比曾國藩更加在意。
對於他們之間的分歧，曾國藩比左宗棠更為敏感。有一次，某人拿著左宗棠的推薦信來到南京。曾國藩甚至懶得讀信，就提筆在信封上寫了幾行字：“曾見其人，夙覺其賢，惟係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然而，曾國藩在去世前不久，在蘇州會見了一位名叫呂庭芷的高官，那人剛從甘肅返回。於是兩人長談甘肅局勢。曾國藩談到他跟左宗棠之間的分歧，說道：“我生平以誠自信，而左公卻向皇帝報告，說我假報天王兒子的死訊，所以我不免對他耿耿於懷。不過，你平心而論，不要隱瞞，也不要客氣：左公這人究竟怎樣？”呂庭芷說，左宗棠處事精詳，律身艱苦，體國公忠，照他看來，是朝端無兩。曾國藩拍案說道：“的確如此！如果左公離開甘肅，不但我不能取代他，哪怕胡文忠起死回生，也是無法代替他啊。你說左公朝端無兩，我卻要說他是天下第一！”［1］
曾國藩此話傳開，得到不少好評。人們說，這表明曾國藩確是一位“達人”。盡管他很不喜歡左宗棠，他卻能承認左的才能和左對國家的巨大價值。“達人”一詞通常包含的意思很難貼切地翻譯出來。這是對一個中國人的最高讚揚，因為“達人”的品性是有儒學定義的。
曾國藩對左宗棠的評價是值得注意的。他對左宗棠的了解很少有人能及，他的看法一般會得到中國人的認同。他們認為左宗棠是大清時代最偉大的漢人將軍。但是在學術上，在整體的人格魅力上，似乎他還不能與曾國藩比肩。他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但還算不上偉大的學者。他的脾氣在中國名人當中是罕見的，屬於會傷害中國人感情的那一類。他的唐突衝撞令中國的文化人感到不安，他對爭辯的喜好使他交友頗難。他不分時間、場合或對象，管不住嘴巴，暢所欲言，與當時的風氣格格不入。他總是不堪沉默，這個特性到晚年幾乎成了饒舌。他在交談中爭搶話頭到了如此地步，京城的官員在他說話時都會躲開。他的話鋒很自然地總是轉向西北，而北京的官場對西北並沒有很大的興趣。人們崇拜他的成就，尊重他的才幹，但對他本人並不熱情。北京充滿了陰謀，而左宗棠並不明白宮廷政治的微妙。他在這種氣氛裏感到不適，他的存在又明顯地令京城的官場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