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出生在亞洲，庫馬·森對亞洲有著無法割舍的感情。森用他的諾貝爾獎金設立了兩個基金會，主要用於幫助印度、孟加拉兩國降低文盲率、解決缺醫少藥、性別歧視等問題。他曾頻繁地穿梭於歐洲、美洲與亞洲之間。除了經常回到他的出生地印度以外，庫馬·森還到過中國。他曾於1999年10月到深圳出席第一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並作演講。他還於2002年7月到北京出席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中國轉型時期的平等和社會公正問題國際研討會”並作演講。
庫馬·森的出生地在亞洲這一背景也使得他在亞洲成了引人矚目的“明星”，他甚至被某些地方的人崇拜為神人。成千上萬的人們湧到印度西孟加拉邦首府加爾各答體育場慶祝他的獲獎。許多家長都給他們的新生兒起了與庫馬·森相同的名，即阿馬蒂亞，以示對庫馬·森的崇拜。但庫馬·森也毫不客氣地批評亞洲存在的問題，他曾批評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隻注重發展經濟而政治上獨裁的做法。
阿馬蒂亞·庫馬·森由於對福利經濟學幾個大問題，包括社會選擇理論、對福利和貧窮標準的定義、對匱乏的研究等做出了重要貢獻而榮獲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1970年出版的《集體選擇和社會福利》構成了庫馬·森的主要貢獻之一，他的這一貢獻解決了阿羅的不可能定理（參閱阿羅篇）裏所提出的問題。阿羅的不可能定理主要思想是，如果說個人的選擇是理性的，並且如果全社會每個人的選擇偏好不是完全一樣的化，那麼建立在少數服從多數原則基礎上的社會集體選擇卻不可能是理性的，或者說要尋找出一個使所有人都滿意的方案是不可能的，故名不可能定理。不可能定理就像是一個緊箍咒套在了福利經濟學的頭上，因為如果不可能定理所反映出來的問題無法解決，那麼也就不可能設計出一個方案使全社會所有人的福利都得到改善。
庫馬·森認為一項決策是建立在一定的信息基礎之上的。信息的改變也將會導致不同的決策。傳統經濟學在研究個人行為時依據的準則是個人效用的最大化。人們根據能夠帶來的效用的相對大小而在兩個方案，例如A與B之間，決定取舍。但效用在傳統經濟學裏是一個序數的概念，即隻有相對大小。我們可以說一個蘋果給張三帶來的效用大於一個梨給張三帶來的效用，但卻無法衡量究竟一個蘋果或者一個梨各自能夠給張三帶來多少效用。森認為，信息的不完善導致了阿羅的不可能定理。如果有更進一步完善的信息，那麼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
1970年發表的“論帕累托自由主義者的不可能性”及1987年出版的《論道德規範與經濟學》代表了庫馬·森的第二方麵的貢獻。他認為，帕累托最優在理論上似乎是說得通的，但這一最優準則絲毫沒考慮社會倫理道德方麵的因素，因此用帕累托最優作為衡量社會福利狀況的準則就會出現問題。例如，如果一個社會裏少數人很富有，但多數人很貧窮，按照帕累托最優原則，這一狀況也是屬於帕累托最優的，因為你無法通過重新分配財富使得窮人變富，而又不剝奪富人的任何財富。但顯然這一貧富懸殊的帕累托最優狀況是大部分人所不希望的，它更不是全社會總的福利最大化的一種狀況。
上述研究顯示庫馬·森已在考慮社會分配均等、貧富懸殊問題。1973年出版的《關於經濟上的不平等》、1995年出版的《再論不平等性》更加證明了這一點。在這本書裏，他關心的是如何度量一個社會的平等，如何度量貧富懸殊。他發現，以往的度量辦法都或多或少地摻雜了度量者個人的價值觀，因此使得對於社會平等、貧富差距等問題的研究帶上了個人主觀色彩。
此外，庫馬·森還對貧窮、性別歧視多有研究。正像在介紹森的主要經曆及生平軼事時所說的，1943年發生在孟加拉的大饑荒給庫馬·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貧窮往往又伴隨著性別歧視，主要是對女性的歧視。因此，庫馬·森對這兩方麵的問題予以了額外的關注。他在這方麵的著述有：1981年出版的《貧窮與饑荒》、1985年出版的《商品與能力》、1990年出版的《性別與合作衝突》以及同年發表的《一億多婦女消失了》一文。
發現問題之後的下一步是想辦法解決問題。庫馬·森為此提出了消除性別歧視、普及初級教育、降低文盲率並進而提高人們的能力等辦法。他在這個課題上對許多國家做了對比研究。通過搜集數據並加以研究，庫馬·森發現，中國的高等教育普及率比印度低，但中國的初級教育普及率比印度高，因此中國的文盲率比印度低。另外中國人的平均壽命也比印度人長。庫馬·森認為，降低文盲率、提高平均壽命、提高國民的能力是一個國家發展的標誌，而經濟指標（如GDP）的提高是增長的標誌。從長遠來說，一個國家是否成功應主要看它的發展而不是看它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