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的禮儀是從西周沿襲下來的，內容非常複雜。具體說來，主要包括禮器設備、音樂、歌舞和行禮的儀式、程序等等。冠（男子成年時的禮）、婚、喪、祭等不同性質的典禮所用的上述內容各不相同；不同等級的貴族在同一性質典禮中的內容也各自不同。這些禮儀主要是周武王的胞弟周公旦在輔佐成王時製定的，後來，周天子封周公旦的兒子伯禽為魯國國君。伯禽到魯地時，從周天子那裏帶了大量的文物、典籍。魯國的各種禮樂製度也是仿照周王室設置的，並成為唯一能用天子禮樂祭祀天地祖先的諸侯國。這種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魯國成為“禮樂之邦”和西周東部的文化中心。到了春秋時期，雖然整個社會處在“禮崩樂壞”的狀態之中，但魯國仍是保存周朝禮樂文物製度比較完整的地方，正如晉國的韓宣子在訪問魯國時說的那樣：“周禮盡在魯矣。”曲阜，作為魯國的都城，傳統文化的氣氛尤為濃烈：國君和貴族引人注目的車馬儀式，定期舉行的敬天祭祖典禮，經常開展的迎神降靈活動等。這樣的社會環境，很容易形成以循古守舊為榮的社會意識，容易以緬懷祖先的功烈來安慰現實的不幸。即使是屬於被統治者的“小人”也必然受到影響。年幼的孔子正是這樣，他不僅沒有對這些舊禮製產生叛逆心理，反而由對現實的不滿發展到了對周禮的好奇和仰慕。
幼小的孔子，不像一般孩子那樣玩一些爬樹、摸魚的遊戲，使他最感興趣的是各種祭禮。每當曲阜城內舉行祭祀活動，他總是要叫母親或哥哥陪他去觀看，真可謂逢祭必到。所以，孔子在五六歲的時候就能夠看懂祭禮，“陳俎豆，設禮容”也成了他最感興趣的事情。他找來些泥土，捏成像祭器一樣的小泥爐，插上草棒棒，放在那裏練習磕頭、揖讓等禮儀。他弄來各色木質小祭器，擺在桌子上，按照祭祀的次序逐節演練。他擺放每一件祭器，模仿每一個動作，總是十分認真，從不敷衍任何一個細節。像這樣的玩耍他天天要進行一次或幾次，都始終不覺得厭倦。由此可見，在孔子幼小的心靈裏，禮已經有了崇高無上的地位。
（三）誌存高遠
孔子在十七歲那年，母親去世了。這時的孔子對禮和為人處世的道理已十分熟悉了，他在含悲處理母親的喪事中，非常沉著，他要嚴格依照當時的習俗，將父母合葬。但由於孔子不知道父親葬在哪兒，他隻好將母親的棺柩停放在“五父之衢”（衢指四通八達的道路，五父之衢即名叫五父地方的四通八達的路口），以便引起人們的注意，好問詢父親墓穴的確址。這時一位名叫曼父的人的母親走過來指點孔子說：“你父親的葬地我知道哇，那地方叫防山（即今曲阜東十餘公裏處的防山，現在那裏有梁公陵，相傳是埋葬孔子的父母和伯尼的地方）。”孔子便由此得知父墓，把母親埋葬了。從此，孔子逐步了解了自己的世家，覺得他並非祖祖輩輩貧窮低賤，而是聖人、貴族的後代，他立誌發憤學習，以求返還貴族階層。
孔母死後不久，有一次，魯國貴族季孫氏（季孫氏係指季平子，名季孫如意。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是魯桓公三個兒子的後代，他們於公元前562年“三分公室”，把魯國公室的軍隊編為三軍，三家各分其一，國君的權力從而大為削弱）宴請依附於自己的士，孔子以為自己是已故叔梁紇武士之子，也有資格參加，於是穿著孝服跟在別人後麵走了進去。哪知季孫氏的家臣陽虎（陽虎也叫陽貨，是季孫氏當權的家臣，曾一度掌握了季孫氏一家的大權，而且還控製了整個魯國的大權。孔子後來指責他為“陪臣執國命”），以侮慢的態度嗬斥孔子說：“季家宴請的是士，誰請你呢？”孔子隻好尷尬地退了出來。這是十七八歲的孔子進入貴族社會時所遭到的當頭一棒。孔子受到了陽虎的奚落和羞辱方才明白，自己雖然是士之子，但本人還沒有取得士的資格。他在如此冷遇麵前並沒有灰心，不僅默默地忍受了下來，而且更加發憤學習。後來孔子終生討厭陽虎，應該說是由此結下的怨恨。
孔子所謂誌於學，實際上是誌於士或誌於宦。他自己說過：“學也，祿在其中矣。”他的弟子子夏也說過：“學而優則仕。”這都表明，孔子立誌學習，就是學習做官的本領。當時的官員，有世襲和非世襲兩種，前者是貴族的特權，後者則是士的飯碗。士沒有高貴的出身可依賴，隻有通過學好做官必備的各種本領，即禮節、音樂、射箭、趕車、識字、計算當時的所謂“六藝”，來爭取入官。
孔子終生勤奮好學，至老不倦。其學習的誌願，治學的態度和方法，在少年時代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