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發奮學習，並赴周室考察禮樂，在三十歲左右的時候，就係統地掌握了“六藝”，確立了自己為人處世的一整套思想原則。但當他開始進入社會政治領域的時候，卻又是如此不得誌。
（一）“三十而立”
孔子自己說，他“三十而立”。這裏所謂“立”，就是通曉了古今各種文獻資料，並聯係當時的實際情況，經過抽象概括，確立了自己的一套立身處世、認識和處理當時各種問題的原則思想。這些原則思想不是零亂的，不是互不相幹的，而是一個完整的體係。這些原則思想，作為孔子堅固的思想基礎，滲透到了他所涉及的各個領域，支配著他的一切言行和思維活動，對他一生的事業，一生的為人處世、教學活動、政治活動等，都具有關鍵性的、決定性的意義。
孔子從十五歲起發憤學習、立誌為官，其間掌握了一般貴族未必都能學會的禮節、音樂、射箭、趕車、計算，通曉了當時一個全才的人必須掌握的《詩》、《書》、《禮》、《樂》、《易》、《春秋》，觀察了當時周王室衰微，“禮崩樂壞”，諸侯紛爭的政治的社會的動亂情況，親自參加了大量的勞務活動，任過一些“賤職”，廣泛接觸了上至貴族下至貧苦群眾中的許多人，等等。所有這些，孔子經過分析、思考、概括，到三十歲左右的時候，逐步形成了自己以西周文物典章為典範的、崇古而又非複古的原則思想。這些原則思想主要是：
1.仁學思想
“仁”這個詞，在孔子之前就已經出現過，但由於那個時候帝王、鬼神觀念彌漫整個社會，人們普遍缺乏獨立的關於“人”的觀念，認為人不過是上帝或自己頭腦的造物的附屬品。到了春秋時代，隨著社會生產和階級鬥爭的發展，各諸侯國之間的政治鬥爭和軍事衝突異常尖銳頻繁，使得作為社會中堅的民眾的力量，明確顯示出來。同時，由於周天子權力的衰落，和隨之而來的神權的衰落，社會上既反對君本思想，又反對神本思想，而以民為本的觀念逐步形成。當時的許多有識之士認為，不是人依附於神，而是神依附於人。他們肯定：“夫民，神之主也。”孔子抓住當時在意識形態中出現的“仁”的觀念，進行充實、提高，發揮為博大精深的哲學或倫理範疇。
孔子的“仁”，具有多重涵義，僅在《論語》中，“仁”字就出現了109次，其中表現“仁”的涵義最直接的有：
（1）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2）顏淵問仁，子曰：“克己複禮為仁，一日克己複仁，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3）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4）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公，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這四條中，“愛人”之訓最為簡明，“立人”、“達人”之訓最為完備。
在孔子看來，“仁”最通常的意思是“愛人”，要承認人的人格、獨立意誌和生存的權利，要看到人類的存在，把人真正當作人來對待。孔子“愛人”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超出了階級、等級和家族的界限，強調對於一般人民的重視。但實際上，孔子的“仁”又是有階級性的，他提出對於不同的階級還要有所區別，即愛有差等。盡管如此，孔子提倡愛人，相對於把人看作神的附屬品或者物的同義語的舊觀念來說，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另外，孔子的“仁”還體現著“修身”與“愛人”的關係，要求人們對其自身本質進行自我意識；認識到人是生活在尊卑有序、親疏有等的社會結構中的，生活在帶有宗法、等級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等的關係中的；認識到人必須有賴以生活的物質資料，有傳宗接代，有道德文化等精神生活。這些是修身的實際內容，也是“愛人”的基礎和必要前提。
2.禮學思想
周禮，在其初始階段，本是周族在繼承殷禮的基礎上所形成的關於本民族的典章、製度、儀節、習俗的總稱，是周民族的經濟、政治、文化、心理素質等方麵特征的表現形式。隨著滅殷戰爭的勝利，“小邦周”一躍而為“諸候”的“天下共主”，這就使周禮在其社會作用和性質上起了根本的變化，即本來隻是作為團結本氏族按一定傳統秩序進行生產、生活的習俗，變成周王朝建立國家政治結構的組織原則。一些本來隻是表達氏族全體成員共同的喜慶哀悼之情，和在一定時節舉行的祭獻樂舞、進退揖讓之禮，變成了區分上下貴賤等級差別的政治規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