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從政於魯，與魯國政局的變化有直接關係。他參政不久，便顯露出了非凡的才幹，其政績頗足稱道。《韓非子》中記載：“仲尼為政於魯，道不拾遺，齊景公患之。”
（一）出仕於魯
孔子在齊國以碰壁而告終，應該說是曆史的必然。當時“天下無道”、大夫專權，是曆史演變過程中權力再分配的必然趨勢，諸侯紛爭則是中國實現大統一的必經之路。列國諸侯貴族統治階級出於其自私的階級本性，或則雄心勃勃，醉心於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或則安富求榮，平庸無能，無所作為；或則荒淫無恥，沉湎酒色等等。曆史已經向前發展了，西周文、武、周公的一套早已和現實社會的客觀要求不相適應了。孔子幻想中賴以推行“仁政德治”的周文王、周武王那樣的“聖王明君”在當時貴族社會中是找不到的，等待孔子的隻能是碰壁。
然而，孔子並沒有因此而動搖自己的任何主張，他不是無原則地和貴族當權者同流合汙，求得一官半職，享受富貴安樂。也不是在逆境中積聚力量，像文、武、周公那樣，推翻舊王朝，另立新王朝，以實行“王道”，統一天下。作為大政治家的孔子有他特有的品格和才略。他自己的政治目標、政治原則在深思熟慮的基礎上形成之後，就始終沒有動搖過。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可以作為孔子的真實寫照。
自齊返魯之後，孔子一方麵潛心於教育事業，培養為實現“仁政”、“禮製”所需要的人才，等待著出仕的機會。一方麵，又依照他確立起來的思想原則來褒貶時事，闡發自己的觀點和主張。
公元前513年，晉國（當時中原的一個大國，位於今山西一帶）掌握大權的趙鞅和荀寅鑄造了一個鼎，鼎上鑄有範宣子製定的刑書條文。這是趙氏、範氏、荀氏三家合作搞的一次法製改革。這樣由以前傳統的非成文法到成文法，並公之於眾，是一個進步措施。孔子知道這個消息後感慨地說：“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孔子認為，晉國應當依據他們的先祖唐叔遺留下來的法度去管理民眾，卿大夫應該依次恪守其職。這樣，民眾才能尊重貴族，貴族也才能保住自己的統治地位。貴賤等級絲毫馬虎不得。現在竟然放棄了這種傳統法度，鑄起鼎來了，試問，民眾都從鼎上知道了犯罪的輕重，哪裏還會尊重貴族？貴族還有什麼統治人的資本？貴賤都顛倒了，這成了什麼樣的國家？
公元前510年，在國外避難的魯昭公死於晉國。當時晉國一個叫史墨的人對此評論說：“魯君世世代代在政治上失掉威信，季氏世世代代勤於政令，魯國的民眾早把魯昭公忘掉了。他死在國外，又有誰可憐呢？”魯昭公死後的第二年，靈柩歸葬魯國，當權的季孫氏將其葬在墓道之南，取消其與祖宗合葬的權利，這意味著不承認他是一個國君。季氏甚至還要給他加上一個壞的諡號，使子孫後代都知道這個不配稱為國君的人。史墨的評論和季氏的行為，引起了孔子的強烈不滿。孔子認為，一個國君被大夫趕到國外，死在異國之地，這個倒黴的國君死後，竟還如此遭人作賤，哪裏還有什麼禮呢！
孔子自稱：“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從三十七歲由齊返魯，越過了“不惑”之年，又到了“知天命”的時候。這十年間，魯國國君一直虛懸著，國事更加混亂，孔子不願意同那些權臣同流合汙，所以下決心不出仕，把全副精力放在教育事業上。這十年中，也確實是孔子教育思想、教育事業大發展的時期，並越來越引起全社會的廣泛注意。這時，孔子的弟子除來自今山東境內的齊、魯外，還有從楚、晉、秦、陳、吳所屬各地慕名而來的。孔子的弟子幾乎遍及當時主要的諸侯國。
隨著孔子的聲望越來越高，和魯國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一些家臣便迫不及待地拉攏孔子出仕了。
魯昭公死後，他的弟弟被立為魯君，是為魯定公。過了五年（公元前505年6月），把持魯國國政的季平子死了，他的兒子季孫斯嗣位，即季桓子。季桓子雖然掌握著魯國大權，但正如他威脅著魯定公一樣，他也時刻受到自己家臣的威脅。同時，家臣們之間也彼此摩擦、競相爭奪，都想吃獨份兒。
在季桓子的一些家臣中，最有勢力的是仲梁懷、陽虎和公山不狃。在他們之間，先是仲梁懷和陽虎發生了衝突：季平子死後，陽虎主張用季平子佩戴過的寶玉（王番王與）陪葬，而仲梁懷卻堅決反對，於是陽虎大怒，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把仲梁懷囚禁起來。季桓子出來幹涉，陽虎幹脆把季桓子也囚了起來。陽虎為了威嚇季桓子，還殺死了季氏族人公何藐，直到季桓子認輸，才把他放了出來。這樣，季桓子底下有勢的人物就隻剩下陽虎和公山不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