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不滿足於使不同等級的人在不同程度上過富裕的生活，而且進一步主張教育民眾。他把“德”與“禮”作為教育民眾的根本內容，企圖把貴族的專利品——“德”和“禮”中可以施於民而又有利於貴族統治秩序的部分，傳播到廣大民眾中，以加強對民眾的思想教化。他反對“不教而殺”，“不戒視成”。
為了實現其政治理想，孔子還主張舉賢才。
孔子認為，自古以來政治上大有作為的君主，其成功的秘密之一，就是任用人才。孔子所提倡的舉賢才，一是主張賢才必須在大原則上掌握文武之道。這裏的文武之道，實際上就是孔子“仁”與“禮”相結合的儒者之道，即作為君子，必須有仁德，又應該知禮儀。二是主張賢才必須以德為主，他說：“人必忠信重厚，然後求其知能焉。……是故，先其仁信之誠者，然後親之，於是有知能者，然後任之。故曰親仁而使能。”這顯然闡發的是孔子重德的思想。三是主張賢才應具備多方麵的才能，如處理政務、管理賦稅、主持禮儀、接待賓客等，即所謂全才。孔子認為，政是依賴人去推行的，賢人在位就會有好的政治，否則就不會有好的政治。
孔子依據其政治主張，在任中都宰時，把教育和政治結合起來，實施了“養生、送死之節”的禮製，其中包括：“長幼異食”（老年、幼年比青壯年的人吃的好一些）；“強弱異任”（對身體強弱不同的人分配不同的任務）；“男女別途”（男女群眾不要交叉在一塊行走）；“路不拾遺”（東西掉在路上無人拾取）；“器不雕偽”（日常用具注重實效而不追求雕飾外觀和弄虛作假）。還規定了喪葬“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的製度，即規定了棺槨的最大用材量，葬於丘陵，不聚上培墳，墳塋不植樹，以限製富人辦理喪葬的規模，防止恣意耗費木材、毀壞和占用耕地，從而保證農業生產的發展。
雖然孔子做了中都的行政長官，但他在家鄉照常為人謙遜恭順，像不善於說話似的；他在朝廷議事的時候，卻很會談論，不過又很謹慎；和上級說話，嚴肅而能暢所欲言；和同僚說話時，他又那麼和悅近人了。
這樣過了一年，他所管轄地區的百姓出現了安居樂業、各得其所的太平景象。“西方之諸侯則焉”，即中都周圍各地都效仿中都的做法。孔子的威望也引起了魯國朝野的重視。魯定公高興地對孔子說：“把你的辦法拿來治理魯國怎麼樣呢？”孔子自信地說：“此法可以治理天下，當然也可以治理魯國。”於是魯定公便把他升為管理魯國工程建築的“司空”。
孔子做司空盡心盡責，把這項工作管理得有條有理，將各種東西分門別類放置，一旦使用，便可得心應手。《孔子家語》還記載：“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鹹得厥所。”意思是，孔子被魯定公任命為司空後，經過認真勘察，劃分出五種不同的地勢、地質，即山林、川澤、丘陵、高原、平地，以分類安排，指導農、林、牧、漁各業生產，使地盡其利，使各物分別得到生長的適宜之地。
公元前500年（魯定公十年）初，五十二歲的孔子又被提升為大司寇，即掌管魯國司法並兼理外交事務的長官。據說，孔子即將上任的消息傳出之後，在魯國都城曲阜曾引起震動，騙人的羊販子老實了，罵街的潑婦罷休了，驕橫的流氓搬家了，市儈們也不敢哄抬物價了。
孔子任大司寇，首要任務就是處理案件。但在當時，並沒有法律條文，判處案件往往是憑著貴族官吏的主觀臆測，武斷地下結論。孔子則一反常態，他注意調查，能夠傾聽各方麵的意見，經自己多方麵考慮後，再做出決定。《孔子家語》中記載：“孔子為魯司寇，斷獄訟，皆進眾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皆曰雲雲。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說的是孔子在判斷獄訟之前，首先把了解案情的各種人找來，一一問他們對此案的看法或者意見，當大家都說完之後，孔子才斟酌眾議而作出裁決：當按某某的意見判定才是。
孔子任大司寇之後，其外交、軍事方麵的主張和才能也逐步顯露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