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之前，魯國僅有一些散亂的簡冊，記載著自魯隱公至哀公之間十二公的曆史。晚年的孔子查閱了魯史檔案，廣泛搜集了記錄魯史的史料，並“考其真偽”，然後按照年月日的順序編撰了我國曆史上第一部編年體的曆史著作——《春秋》。孔子奔波一生，並未達到改變社會現狀、實現自己政治主張的目的，於是便把精力放在治史上，希望通過對曆史資料的整理，申述自己的政見，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張，明辨心目中的是非，用以影響時人，培養出合乎自己理想的從政人才，完成自己的未竟事業。所以，孔子為修《春秋》，傾注了大量的精力，他完全按照自己既定的主張和看法去寫，一絲不苟。孔子自己曾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說，《春秋》是他的政治觀點的集中體現，後代人能夠知道他孔丘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是因為這部《春秋》。《春秋》中抨擊了一些貴族，維護了一些權貴，後代要是有人指責他孔丘，也是因為這部《春秋》。經孔子編修的《春秋》，是以魯國為中心的編年史，它記載了從魯隱公六年（公元前722年），到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曆史，後人根據《春秋》，把這段曆史命名為“春秋時代”。
孔子在係統地整理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過程中，總結了堯、舜、禹、湯、文、武的統治經驗，彙集了曆史上積累下來的文化知識，第一次提出了一個比較係統的倫理學說，即以“仁”為核心、以“禮”為形式的完整的道德原則和道德規範體係。孔子認為，要成為仁人君子，就必須嚴肅認真地進行道德修養，以德治身，改變自己的道德麵貌。隻有具備內在的修己之功，才會有外在的安人、安百姓之效，即隻有把道德原則貫徹到政治中去，用道德手段治國安民，才能真正管理好國家。同時，孔子主張把“愛”推廣到人們中間去，明確提出了“泛愛眾”的要求，要求不僅要同情民眾，而且再“博施濟眾”，即普遍地給人民以實惠。孔子的“泛愛眾”又是和“禮”相統一的，因而主張愛有差等，形成以君、父為主，同時又照顧到愛人、愛己的道德原則。孔子又依據他的“仁”與“禮”提出了一個處理各種不同倫理關係的完整而係統的道德規範體係。這個規範體係，不僅在中國是首創，在世界倫理學說史上也是罕見的。其中的主要道德規範有：
孝悌。孝，是指尊敬、順從父母；悌，指尊重兄長。在孝悌兩者之間，孝更為重要。孝要求人們抱著敬重的心情，以愉悅而又謹慎的態度贍養父母。那麼怎樣才能真正做到孝呢？這首先是要合乎禮。孔子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由此可見，孝悌是維護家長、族長的地位，鞏固宗法製度的道德觀念。
忠信。忠是指對上要盡心竭力。孔子要求“與人忠”，但他又認為，忠應該是上下有別，即對普通人的忠是互相盡忠；對天子、諸侯的忠是不平等的。信是指誠實，要“敬事而信”、“言而有信”。孔子認為信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之道，也是求仕和治國之道。同時孔子也認為，“信”是有條件的，隻有接近於義的言才是應該兌現的，否則就不應該兌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