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首創私學的功績不在孔子。公元前八世紀以前，古埃及就有了文士學校，印度也有了古儒學校。這兩種私學都早於孔子。但這些私學都設教於家庭，規模很小，而且“施教有類”。同時教學內容難懂，課業繁重，教學中盛行體罰，認為“孩子的耳朵是長在背上的，你不打他就不聽。”所以，他們的私學水平很低，影響甚微。而孔子辦私學，實行“有教無類”，有比較係統的教材，有比較符合教育規律的教學原則和方法，並且以社會為課堂，使學生能受到實地鍛煉。孔門私學規模之大，弟子之多，水平之高，是當時世界上絕無僅有的。孔子辦私學，對於進一步打破貴族壟斷文化教育和民族世襲政治官職的局麵，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中國教育史上跟“學在官府”相對立的劃時代的“學移民間”的標誌。
孔子辦私學，其教學主旨在於“有教無類”，為實現仁德政治培養人才。孔子把他的“仁”貫徹到教育中，從“泛愛眾”、“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人的天賦沒有多大差別，人的差別是後天造成的）”等理論出發，主張“有教無類”，即主張不分宗族貴賤，不分階級，都可以施教。當時，無論何人，隻要送十小條幹肉給孔子，便可以被收為弟子。十小條幹肉是贄禮中最薄的，是一般平民都可以辦到的，其意義不在於經濟價值，而在於尊師。孔子“有教無類”的主張，意在打破貴族對受教育權的壟斷，讓“種類庶鄙”也能來學習。這在人類教育史上是一項具有革命意義的突破。孔子辦教育，是實現其政治理想的方法和手段，通過這樣一種教育，造就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優秀人才，從而改變“天下無道”的混亂局麵。美國一位漢學家克裏爾說過：“孔子不是僅僅培養學者，而是訓練治世能人，他不是教書，而是教人。”孔子也正是把“學而優”作為做官的前提條件，這在客觀上的確是對官職世襲製的真正挑戰。但也應看到，孔子所說的出仕做官，最多也隻是做“卿”或“大夫”，而不能做君王。孔子“忠君尊王”的原則是不可動搖的，君王獨尊、君王世襲的原則在孔子那裏也是不可動搖的。
孔子心目中的治世能人，是品德高尚而又精通“六藝”的德才兼備的人才。所以，他提出了：“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六藝）”的十二字教育綱領。首先，孔子把道德教育作為教學的基本內容。孔子主張，教育應從道德這個中心出發，應為解決道德問題服務。他認為：道德是一種巨大的精神力量，對於社會各等級的人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都有不可估量的影響。認為春秋時代的天下大亂歸根到底是道德問題，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以道德修身，用道德原則指導政治活動。除了道德教育，孔子還要求學習《六經》，以增長智慧，並把學習《六經》增長智慧作為培養道德的基礎和必要途徑。孔子說：“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致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這說明了德育是屬於智育之中的，做人和從政的道理是通過教習典籍去完成的。
尤其是孔子數十年教育實踐的經驗，積累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教學方法，這是十分有價值的珍貴遺產。其中主要有：
（1）啟發誘導，舉一反三。
在世界教育發展史上，孔子提出啟發式教學法，比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提出的被稱之為“助產術”的教學方法早得多。孔子主張：“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複也。”意思是說，在教學過程中，要注意教育對象的學習積極性，使他們在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的前提下做到舉一反三，觸類旁通。要誘導受教育者主動思考，思考後仍不得要領時，就要進行開導，要在他們能夠說出自己的意見而又表達不出來時，再去啟發他們。如果給他們指明東方，他們不能由此而推出西、南、北三方時，就不要再勉強地教下去了。孔子的這種方法，在他自己的教學實踐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人們把這種教學法稱為“啟發式”教學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