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維納的工作起直接刺激作用的是兩次世界大戰。
一戰爆發後，維納充軍報國。作為數學家他在阿伯丁兵器實驗廠參加編製高炮射程表的工作。由於這時飛機速度已很快，射程表編製程序繁難冗雜。維納應用其數學理論出色地完成了很多工作。這裏他第一次接觸防空火炮係統，第一次感到高速計算的重要性，也是他第一次出色地以數學理論解決物理學問題。
戰後，他選擇了把數學和物理學結合在一起的工作，這是真正能發揮其蓄存已久的優勢的工作。他四麵出擊，幾乎到處成功。他拋棄了那種從純形式體係研究數學的理論傲慢，認為“一個有用的數學家必須是改變現實的有力因素”。’在數學和物理結合的道路上取得初步成功後，他開拓了數學與工程技術及其他學科結合的新路子並且依然是捷報頻傳。為此，1933年，39歲的維納被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
幾年後，新的世界大戰又一次席卷了歐洲。作為盟國，美國也參與了戰爭。維納參加了防空火炮裝置的設計工作。由於德國占有空中優勢，盟軍處於守勢，防禦成了大問題。
這時的飛機飛得更快了，已經與追打它的炮彈的速度相差無幾。火炮不能直瞄飛機，必須給出提前量——打飛機下一時刻可能到的位置——讓炮彈與飛機同時到達空間的某一點。這時，人的眼力、心力和體力已跟不上飛機速度方向的變換，提高命中率的出路隻能在機器了。然而，飛機在空中三維空間，加速、減速、拔高、俯衝、轉向、翻滾自由度很大，機器如何判斷飛機下一時刻的動作呢？
維納苦思冥索。自動火炮瞄準飛機，就像獵手瞄準飛鳥一樣，自動火炮與獵手的共同之處是什麼呢？最後維納終於找到了信息和反饋這兩個關鍵因素。人和機器的控製都是根據信息調整動作，發布命令指揮動作的目的性過程。目的性的實驗全仰仗於根據信息對行為的負反饋。
有了這個想法，他便去請教他的老朋友羅森勃呂特，這個生理學家恰到好處地領會了維納的意圖，並為他提供了可以說明人的目的性行為也是靠負反饋來完成的病例。於是，他們便開始合作探討如何模擬人的生理功能以實現火炮自動化的問題了。
這是一個靠一兩個人、一兩個領域的知識所無力解決的複雜問題，需要諸如工程學、心理學、物理學、神經生物學、計算機科學等多學科的合作。維納召集和主持了這種合作。
於是，一次再次的國際性跨學科學術討論會，一次再次地聚攏著不同學科科學家的心，一次再次地爆出令人振奮的合作成果——一個嶄新的科學領域就這樣開辟出來了。
1948年，維納將此類研究成果精煉升華著成《控製論》，控製論的原英文詞來自希臘語，願意為“操舵術”。這是一門可移植適用於從機器、生物、社會各種組織性、目的性係統指導、設計、完成各種目的性行為的科學。《控製論》一經問世，立即轟動了美國科學界，並且迅速被傳播到全世界。它引起了人們思想的飛躍，推動了現代社會自動化的進程。
晚年的維納，除了對其所開創的學科領域的不倦探求外，還與其他科學家一道參與許多諸如呼籲製止戰爭、反對濫用科學成果等社會活動。
1963年3月，由於心髒不暢而停止了對他聰慧大腦的血液供應——病魔奪去了維納的生命。不知人類需再過多少年才會再有一顆像他那樣的大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