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瓦特森完成了最後的工作。他在實驗室裏研究著DNA的四種主要成分的分子模式，現在我們知道，這四種主要成分組成了DNA：
adenine（腺嘌吟），thymine（胸腺嘧啶），guanine（鳥嘌呤）和cytosine（胞嘧啶），簡稱為A、T、G和C。他認識到“由兩個氫原子聯結的一對A-T結構在形狀上與一對C—C結構相同”。主要成分的這些配，對充當著DNA扭動的梯子上的橫杆。
A、T之間和C、G之間的“結合物”裏有這種複製物的答案。在雙重螺旋體裏，單獨一組遺傳字母——比如CAT是一梯級一梯級與它的結合體GTA成雙結對的。當螺旋體“拉開拉鏈”
時，結合體變成了模型；它的C、T和A成分自然吸住爬到原來一組的碳複製物上的成分。一個新的雙重螺旋體就被製造出來了。
瓦特森有名的“啊哈！”是一長串類似語音中的最新的一句。克裏柯早將一個化學家朋友關於A和T，C和G之間自然吸引的理論直覺緊緊抓住。那時他就讚成結合體的觀點——有時要與瓦特森的異議作對——作為“查格福規則”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此“規則”認為DNA包含相似的A、T量和G、C量。但是，瓦特森首先學會了這些規則。
正如在《創造的第八天》中霍瑞斯·福瑞蘭德·嘉得遜觀察到的，這種聯合效果總的來說是羅舍林德·富蘭克林所缺乏的。在一個主要是男人的領域中，在一個女人不被允許在教工咖啡室裏交流的時代，她無人可以聯手——沒有建設性的評論者來彌補她的不足，而如此不足是與她的知識相匹配的。
為《自然》雜誌評說他們的發現時，有盛氣淩人之名的瓦特森和克裏柯戴上了英國式的矜持麵具。他們用科學史上最著名的謹慎表述給DNA的結構一個幹巴巴的說明：“我們將要提出的具體配對暗示了用於遺傳材料的一種可行的複製機製，這一點大家已經注意到了。”
他們麵對著署名問題：瓦特森和克裏柯，還是克裏柯和瓦特森？他們拋硬幣予以決定。
雙重螺旋體（書也好，分子也好）無助於本世紀對這一特質的侵蝕與傷害。在瓦特森的敘述中，將研究人員描寫成和一般人一樣的好鬥和心懷惡意，這有助於剝除科學家身上的神聖光環，將犬儒主義帶進科學作品中。而且DNA一旦被揭開麵紗，也沒有給這種細微的、極重要的生命記錄留下一些餘地，因而許多人引以為快事。的確，克裏柯，被證實是一個不可知論者，而不是一個被人喜歡的生命主義者，但生命主義是他熱心從事的任務，在領頭研究DNA精確構架和方式幾十年後，他轉移到加州那·加納的塞爾克生物學研究所做腦研究。
瓦特森從純科學領域漂到做管理工作。作為紐約冷春港分子生物學實驗室的負責人，他將該實驗室變成了一個強大的組織。他也是人類基因工程計劃的領導人，吸取了富有生氣的道德辯論的成果，在這種辯論裏他和克裏柯的融合早已啟迪了人們。
隨著由雙重螺旋體開啟的現實，哲學問題繼續展開，政策、法律乃至宗教也在相應地演進。但一個真理似乎可能繼續存在，並具有普遍性和不可改變性。無論你檢驗DNA分子還是其他被揭示的方式，這個真理將以同樣的清晰度向人們顯示出來——生命的奧秘就在於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