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物理學家和一個鳥類學者，得到了一個競爭者的一些無意的幫助，破譯了生命的秘密。
1953年2月28日，弗朗西斯·克裏柯走進在英格蘭劍橋的鷹俱樂部，並如詹姆士·瓦特森後來宣布道：“我們已經發現了生命的奧秘。”他們真的發現了。那天早上，瓦特森和克裏柯終於算出了脫氧核糖核酸即DNA的結構。那種結構——一種“雙重螺旋體”，能“打開拉鏈”複製自身——證實了DNA攜帶著生命的遺傳信息的猜測。
直到數十年後人類處於遺傳工程的時代時，那個年代被解開的普羅米修斯式的力量才煥發生機。但從一開始，瓦特森和克裏柯的經曆裏就有一種傲慢的跡象。這一點在瓦特森的經典回憶錄《雙重螺旋體》裏被提到。這本回憶錄是一部充滿著無限雄心和不耐煩的故事的書。這種不耐煩是伴隨著權威感和瞧不起人的態度而產生的。瓦特森解釋說：“有好多科學家不但心胸狹窄和頭腦笨拙，而且簡直是愚蠢。”不過，瓦特森和克裏柯的經曆也是一段極為和諧的故事。比如，一個同事說：“兩顆心靈產生令人驚歎的共鳴，處於一種極佳的狀態，在這種狀態裏，1+1不是等於2，而是超過10。”
在某些方麵這兩人又是一對奇怪的搭擋。英國人克裏柯35歲時還沒獲得博士學位。美國人瓦特森做克裏柯的下級有12年，19歲時就從芝加哥大學畢業，22歲時就贏得了博士頭銜。但他們都有某種漫遊癖，對邊界的概念很淡漠。克裏柯從物理學遷移到化學和生物學領域裏，被“生命和非生命”的邊界線迷住。瓦特森學過鳥類學，後來從鳥身上尋找病毒，接著在歐洲做博士後工作時，在事業上又來了一個大轉彎。
在納普勒斯的一次會議上，瓦特森看到了一張模糊的，鬼影一樣的DNA分子圖像，該圖像由X-射線晶體儀拍攝。他曾聽說過，DNA可能是構成遺傳基因的材料。他後來寫道：“對生命秘密潛在答案的渴望充滿我的內心，想像自己變得知名比想象自己變成一個成熟的，但從沒有冒險經曆的一種思想封閉的學者，肯定更好。”
熱烈地追求榮耀，與化學家裏樂斯·鮑林競爭DNA肯定會帶來諾貝爾獎，這是瓦特森那本回憶錄的核心內容，克裏柯對該書給予很低的評價。瓦特森在談到諾貝爾獎時沒有回憶任何別人，他後來說：“我的印象是，你們知道，我們隻是對解決問題極為敏銳。”無論他們二人目標何在，瓦特森和克裏柯都迷上了DNA，並且，當他們都落腳於同一所大學——劍橋實驗室時，他們聯係在一起了。
對兩人起決定作用的是，這種在實驗室裏的友好合作沒有體現在倫敦金斯學院的實驗室中。在金斯學院，一個名叫羅舍林德·富蘭克林的女人正在創製世界上最好的X-射線衍射圖。馬烏瑞塞·威爾金斯，一個也在該室從事DNA研究工作的同事，厭惡富蘭克林這位早熟的女權主義者，而且這種情感是互相的。根據瓦特森的敘述，這種反感竟然驅使威爾金斯將富蘭克林最好的圖片中的一張顯示給瓦特森，這張圖片那時還沒有發表。瓦特森回憶說，“看到這張圖的當時，我張大了嘴巴”，這私下裏的預展“給出了幾個重要的螺旋參數”。
富蘭克林1958年死於癌症，時年37歲。由於人死後不再發給諾貝爾獎，因此1962年的諾貝爾獎由瓦特森、克裏柯和威爾金斯共同獲得。在克裏柯看來，如果富蘭克林活著，“諾貝爾獎隻授予馬烏瑞塞，而不授予她是不可能的”，因為她做了關鍵性的實驗工作，而且她的作用並不止於此。她對瓦特森和克裏柯的一個早期理論的批評性分析，曾將他們送回到原有的版圖前，並且從她的筆記中也顯示她的工作已接近答案（在他們發現它之前，她已將結構縮小到某類雙重螺旋體）。但她從沒有運用一種關鍵工具——大3-D分子模型，在劍橋時瓦特森和克裏柯卻一直在擺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