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問屠珍：“這些事情你好象比紹武還清楚？”
“不錯，我解放後才進梅家的門。可是自‘文革’爆發直到婆婆去世，我整整陪了她15年！她愛說，我也愛聽……”
這時，我才明白這位被梨園界普遍稱之為“五嫂”的外行人（她是研究外國文學的教授），為什麼在梅家有著舉足輕重的位置。
我們走進小樓。居民中有許多人還記得屠珍。屠珍向大家講明來意，於是一間間住室依次洞開，任憑我們參觀瀏覽。走上二樓，紹武指著一間側室說，“李世芳就住這兒，和我四哥一屋。”原來，自1933年梅先生避居上海之後，他自己停止了演出，但梅劇團那麼多人還得吃飯，自己該怎麼辦？三思之後，梅先生讓得意弟子李世芳代替自己的位置，而請蕭長華、薑妙香諸位都“傍”著世芳“這孩子”。抗戰勝利後，梅先生重登舞台，轟動了上海，傳遍了全國。世芳要求繼續留在梅劇團中唱“二旦”。梅以為不可，怕這樣會耽誤世芳，就鼓勵他回北平獨力挑班兒。1946年，世芳抵滬擬排歌劇《孟薑女》（由白俄音樂家阿莫沙羅莫夫作曲），準備出國。籌備期間，梅先生與世芳合作了一場《金山寺》。後來，《孟》劇出國未果，世芳遂於1947年初，登機經青島返回北平。那日清晨，寶琛和寶玥代表父親去機場送行。下午，飛機失事的消息傳進上海梅宅，大家都哭了，唯獨瞞著梅先生。當晚散戲，梅先生才知道消息，一語未發，一夜未眠……李世芳是姚玉芙的女婿，玉芙難過極了，梅先生以默默的陪坐來安慰他。世芳在北平的妻子（紹武一輩一直稱她為“二姐”）真是苦命——拉扯著兩個孩子，肚子裏還懷著一個。梅夫人提議為世芳遺屬唱幾場“搭桌戲”，把票房收入全都給姚二姐。記得當時，梅門弟子及其他滬上名伶，一霎雲集梅宅，都要求參加“搭桌戲”，並且不挑不揀，來什麼“活兒”都行。對於梅先生是否參加了演出，紹武已然記不太準，但有一點他記得很真切——葆玖自幼秉承母命學戲，偶爾也以“娃娃生”（如《三娘教子》中的薛倚哥）的麵目出台；而這一次卻是秉承父命，第一次公開演青衣，與姐姐葆玥合演《四郎探母》裏的“坐宮”一折。梅先生失去這位得意弟子，心情痛不可言，他一直默默地紀念世芳——再不肯演出那出師徒最後合作的《金山寺》。直到四年之後，葆玖在觀眾中已經有了些名聲，梅先生才應天津各界的強烈籲請，與葆玖在中國大戲院合演了《金山寺》。此時的梅先生自扮白蛇到了場上，見到青蛇仍不免觸景傷情——依舊懷念那親如兒子的世芳；但在傷情之中畢竟也獲得了一絲安慰——兒子成長了，世芳的神氣和技藝仿佛重現在葆玖身上……
在側室耽擱的時間太久，我們步入了二樓中廳——梅宅昔日的二樓客廳，如今已經分隔成兩間，但地板、牆壁都還完好。屠珍告訴大家（因全樓居民全都雲集進二樓）：“我公公避居上海之後，主要靠典當過日子，有時也賣點畫。於是一時之間，滬上達官貴人，都以手持一柄梅蘭芳做畫的折扇為榮。但，我公公再不富裕，也不會降低身分去滿足那些人的虛榮。可誰能料到，有一天一家小報刊出一則廣告：一個自稱“藝人梅蘭芳”的，列出自己賣畫的潤例！就在這間二樓客廳裏，至近的朋友們個個氣憤，表示非找那個冒名之人算帳不可。恰巧，一位朋友拿著‘藝人梅蘭芳’的作品走了進來。我公公一看，覺得字畫都有些真功夫，並且頗有幾分像自己，不禁動了惻隱之心。於是勸阻了大夥，主張派個人前去了解一下。結果，查明那人乃是落魄書生，生活無計，才走出這著無奈的棋。我公公派人給他送去一筆款項，他自覺無顏，便悄悄收起了‘畫家梅蘭芳’的招牌……”
我當即問；“梅先生已經清苦，再如此接濟他人，自家生計如何維持？”紹武笑了，又告我另一則真實故事——乃父雖潔身自好，三教九流卻一再登門，其中有專做股票生意發大財的。他們曾獻上“好心”：隻要梅先生點一下頭，他們就可以在交易所代梅下一份賭注，並保證賺大錢！梅先生婉言謝絕，禮貌地送走這些“豪客”；就在一轉身的刹那之間，又歎息地對梅太太說：“報紙上天天登消息說，張三做股票破了產，李四全家跳黃浦江。咱們要是賺了那昧心錢，還吃得下飯嗎？”
登樓、指點、介紹，再登樓、再指點、再介紹。我的腦海中轉開了走馬燈——梅大師是位好藝術家，也是好父親、好老師，還是勞動人民的好朋友。仿佛還缺點什麼，哦哦，他還應該是位好丈夫！可我應該問誰呢？難道去問紹武——“你爸爸、媽媽的感情如何？”
下樓、道謝、握別，再下樓、再道謝、再握別。屠珍的眼睛真“尖”，看出我心中有話，逼著我竹筒倒豆子。我說了，她笑了：“這還不容易！1938年，為躲日寇騷擾，梅先生又避居香港。寶琛、紹武不久也去到父親身邊。香港陷落以後，本有老朋友建議把他們哥倆兒送到外國深造。可梅先生怕他倆念洋書、吃洋麵包再娶洋媳婦兒，一去不回忘了本。於是托人把他倆輾轉送到大後方繼續求學。這事兒是梅先生獨自決定的，一直沒敢告訴我婆婆。後來梅先生單獨返回上海時，婆婆去碼頭接。一見麵這份兒高興，可忽然發現丈夫身後沒人——倆兒子不見了！梅先生耐心說明原委，可我婆婆就是不幹，哭得死去活來。紹武插言：“就為這事兒，我母親半邊臉留下抽搐的病根兒，直到去世也沒治好……”
我在感動中獲得滿足。“一代完人”，於梅無愧。然而這部題為《梅蘭芳軼事》的多集電視劇，如果反映不出梅先生的各個性格側麵，那倒是要有愧於這位“一代完人”，有愧於關心梨園命運和前途的廣大觀眾的呢！
“故居區”暢想曲
這是一句笑談。黃宗江、阮若珊夫婦與沙博裏、鳳子夫婦都住家於北京什刹海西側的平房區。近幾年，雖不斷得到遷居機會，但他們一直沒有搬家。最近，四位老人偶然相遇，談及此事，黃宗江一時高興，衝口而出：“咱們就老死在這兒了！待將來，黃宗江故居、沙博裏故居，還有葉君健故居和馮亦代故居（葉、馮二位也住在什刹海西側，與黃、沙僅咫尺之遙），以及已經開放的宋慶齡故居、郭沫若故居，可以聯成一片‘故居區’……”
老實講，黃宗江、沙博裏目前住的都是大雜院，當然不能具有獨家四合院的氣魄與派頭。但是反過來，雜院的困窘與紛擾，對於久經煎熬的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來說，有時又形成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魅力。相聲大師侯寶林幾年前也曾與黃宗江比鄰而居，大雜院，且院中無公廁，所以黃在《我的芳鄰侯寶林》一文中寫道：“我們倆一聊就長，長了就憋不住，就要上茅房，上茅房就得上街。我二人從街頭漫步歸來……”妙就妙在這“漫步”二字上麵。歸來時是“漫步”，出去時由於“憋不住”，想來應是“急煎煎”的吧？兩者相映，以及這能由“急煎煎”頓轉“漫步”，我想不僅是一種生理特征，而且更應視為心態特征——一種唯獨中國老一代知識分子才有的心態特征。據黃宗江講，侯大師幾年前搬入了高級單元樓房。初時當是欣喜和慶幸的，但漸漸就生出一絲後悔，並且與日俱增。悔的究竟是什麼？可能是平房雜院窗前的那一塊綠地，可能是鄰居間類似兄弟或妯娌的對話，可能還包括了這由“急煎煎”向“漫步”的轉化……
什刹海，當是黃宗江以及同輩文化人久經滄桑之後，驟然感到無比珍貴的一片綠水。北京城內的大片綠水，自然首推北海和中南海。前者太開放，後者又太不開放，都無法滿足文化人獨自趨前親近她的願望。惟有這什刹海，狹長的身軀被三教九流的居民所包圍、所親近著。這裏無法被“壟斷”，也無法被辟成公園，但這裏卻天然是民眾的遊樂憩息之所。其中的“品”，自然是俗——通俗而不庸俗——的。說來也妙，愈是那些青壯年時拚命變“土包子”為“洋包子”、拚命掙脫“俗”而進入“雅”的文化人，老年卻常常甘願回歸到“俗文化”的包圍中去，沉醉緬懷，了此一生。當然什刹海地區也不都是俗的海洋，最近開放的恭王府，為了控製遊人數量，采用了高額票價（每位十元）的辦法。據說其中的老式舞台，時常還演出昆曲……這顯然是夠雅了的，但黃宗江聽說之後所首先想到的，卻是自己離休之後，“去做恭王府中‘昆曲班’的經理”。當他向文化部的官員訴過心願之後，沒料到，回答卻是：“您晚了一步，林默涵同誌（曾任中宣部和文化部副部長，著名文藝理論家）已經先報名當經理。”據悉，林是住在近郊高級單元樓房之中的。但是在今天，經過了對十年動亂的反思，又在退居二線之後，也同樣加入了“追逐”什刹海這一片綠水的行列。這件事本身，實在是很值得人玩味的。
“故居區”自笑談中來，也當在笑談中去。已經有了故居的各界偉人巨匠，絕不是在他最後的“這一個”居所中完成自己對於曆史的貢獻的。他們都來自民間鄉野，來自充滿血與火刀與劍的實踐。朝拜、瞻仰他們最後的“這一個”居所，常常無法真正理解其奮鬥和開拓的精神，弄不好倒容易走向反麵。為此，我覺得“故居”不宜多開。在那些偉人巨匠身後，其故居盡可以根據新的需要派新用場。為了表達紀念和敬仰，隻須在其門口，用黃銅的質料釘上一個“×××故居”的牌子，就已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