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樹活了，荀卻在1968年底去世。次春三月，一場罕見的冰雹，夾著風刀雨劍砸將下來。院中一株小海棠，枝葉雖傷，但很快複蘇，當年還結了果。而同遭厄運的許多老樹，卻從此一蹶不振。偉君睹此心中感慨：“小樹如年輕人，還能抗住災難活過來；老樹則似慧生，一去而不複返……”如今，正院僅存樹五株——三棗二柿，偉君遵照當年做法，每秋都將果實分贈荀門弟子及梨園友善。她已無閑情養花，唯獨玉簪例外。這玉簪在“文革”中也曾掃地出門，然而移至他處，或死或萎。後有不忍心者，將病殘玉簪悄悄送還荀宅，偉君喜接，重植階下，未曾經意照拂，便於無聲無息中還陽轉旺，蔚然爛漫。偉君逝後，荀宅一鎖封門，準備籌建“荀慧生故居”。正院平時空空蕩蕩，但玉簪在四個花畦之中，依然鬱鬱蔥蔥、青翠可人。每當花發之日，總有荀宅後人開鎖而入，將一捧花朵並幾枝綠葉，一同供奉於正室慧生遺像之下。
有這樣一個“小本本”
一次，在前輩畫家丁聰處聊天，談起戲曲演員的修養問題。丁聰講到周信芳，說他的字寫得很好。我表示隻見過梅程荀尚的字畫，丁當即至書櫃旁，挪開從地麵直矗到齊胸高的厚厚書堆，從書櫃最下層的一角，準確地摸出一個暗紅色的漆布麵小本遞給了我。翻至某一頁，上麵豎寫了三個較大的鋼筆字：“大團結”。其側署名：“周信芳”。我信服了——從字的結構及起筆、收筆上，都能看出寫毛筆字的根底，我隨手翻閱起來，整本都是文化界名人的簽名及題詞，瀟灑的字跡使我愉悅，樸素、虔誠的感情更使我激動——
柯靈題：“小丁要我提意見，我說實在沒意見。一定要我提意見，咱們改造好了見。”
歐陽予倩題“我很想追上你！”
常任俠題：“我也想追上你，但是落後了。”
張瑞芳題：“等工農兵大眾都象我一樣地喜歡你，你才算開始成功了！”
丁玲題：“一切都在畫圖中！”
馮雪峰題：“跟著人民的大翻身，中國藝術新的黃金時代就要開始了。”
茅盾題：“向人民學習。”
田漢題：“永為光明作鬥爭。”
音樂家盛家倫別出心裁，他在五線譜中寫了兩個樂句，下麵的歌詞是：“我們的理想是這樣的崇高莊嚴，值得我們為它生活為它鬥爭。”
全部題詞簽寫的時間，都在1949年7月12日至18日之間。我仔細端詳漆布小本的封麵，盡管上部圖飾的燙金已經脫落，卻依稀可以看到毛主席和魯迅並排的頭像。丁聰告訴我——這是他以一名代表的身份，參加第一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時，被發給的記事本，於是，當時年僅33歲的“小丁”，就向熟識或初交的許多朋友，奉上了這個小本及自己火熱的心。作為回報，題詞也吐露出對於將在苦難及炮火中誕生的新國家的一片忠忱……
忽然，又在翻閱中看到艾青的題詞：“到匈牙利時，想起中南海。”周揚也隨之題道：“祝你出國勝利！”……看到我不解的神色，丁聰告訴我，他當時即將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並且是團委之一），乘火車去布達佩斯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丁聰忽然眼睛一亮——“你母親（編者按：係指我國著名女記者彭子岡）也去了，她比我大兩歲。我們一道訪匈牙利，又一道去蘇聯，我畫了不少畫，你母親寫了不少文章。後來，她好象是出了一本集子……”丁聰神采奕奕，沉浸在那值得回憶的回憶裏。飛揚的時代，湧現出多少飛揚的人物。我記起家中的書架之上，母親1950年出版的那一本《蘇匈短簡》。紙頁雖已發黃，但其中的熱情還在燃燒。是啊，我近年曾一次次地捧讀，一次次地感到胸口發燙—一我對母親的理解加深了，我對那個時代的感情加深了。……陡然，我的目光停在翻開的小本上——在靠近裝釘線的地方，有一頁被人用刀剪裁去！此頁的下麵是張白紙，其上仿佛還保留著一些筆道痕跡。丁聰鼓勵我仔細辨認。我把這一頁垂直對向窗口，終於辨出兩個筆勢豪縱的字：“前進”。我感到有些心跳，再去辨認簽名——果然是“毛澤東”！丁聰介紹說，那年七月某晚，毛主席由李們釗（也是參加青年聯歡節的中國代表團團委，並兼文工團團長）陪同，來審看文工團的出國節目。丁聰恰好坐在毛主席的身後，乘節目間的空隙，把已經題寫了許多頁的小本遞上去，恭敬而又從容地說：“毛主席，請您題詞。”毛主席接過來，從扉頁一直翻看到中間的空白紙頁，用丁聰的派克鋼筆開始題寫——無奈筆尖幹枯，毛主席用力捺了捺，墨水才出來，故爾字寫得很重——“力透紙背”了。“文革”中，這個小本被“造反派”抄走。發還之時，這一頁便被裁去了。
刀剪隻能裁去紙頁，卻裁不去人們的感情係念——那是一個領袖與群眾融洽相處的時代。我向丁講起自己幼年遇到的一件“幸事”——就在1949年夏日某晚，母親帶我進入東單附近一個花園。草坪前擺著幾隻皮麵單人沙發，其後是幾排木椅——少時要在這裏舉行文藝演出。母親坐在木椅上，我就在草坪上和另外幾個小孩玩耍。一會兒，一位穿草綠色軍裝的慈祥長者在沙發上入座，他一招手，也怪，我們幾個小孩搶著爬上他的膝蓋。後來，我才知道他就是朱總司令——丁聰忽然叫了起來：“那一晚我在場，印象特別深的，就是有幾個小孩在他身上爬上爬下，敢情當中有你！……”
丁聰沉默了，又深深歎了口氣。我明白他的心情——毛主席的題詞被剪掉，當然是可惜的。可我轉念又想，“文革”中那些手執刀剪去剪別人的人，自己不是已被曆史剪掉了嗎？他們中間有哪一個人，如今敢站出來承認——當初是自己下了刀剪？……翻閱這個有殘缺的小本，依然象麵對曆史的長河，每一篇題詞都如一麵明鏡——既直抒自己的心聲，也折射出時代的光譜。我又從頭逐頁向後翻去，一種莫名的驕傲感在我心中升騰——在一二百位題詞者中，不但語言錚錚且有個性光彩，而且除了兩三個人之外，全都以錚錚行動完成了自己的諾言。這樣一支文藝隊伍是信得過的，是無愧於時代和人民的。這些老前輩上承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又開啟了社會主義時代的新風氣！在本文的結尾，我還要抄錄三位文壇前輩的題詞——其“亮色”雖不多，但由衷的深情卻感人至深。我自信它們不會成為文章的贅筆。
蔡楚生題：“孔丘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又俗諺曰：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子當而立不惑之年，又值如狼似虎之日，終身大事，仍無著落，其將何以告慰於吾黨，又將何以告慰於老弟自己的靈魂？”
聶紺弩題：“我小時候很喜歡畫畫。我的老師說：你準備作畫匠麼？我的老太爺說，隻要把文章寫得象×舉人那樣好就行了，畫什麼畫？在這樣的學校與家庭教育之下，我一直到現在也沒有學會畫畫。每當我要用畫表現什麼時，當看到畫家時，就深深地感到隱痛。”
胡風題：“純真，活潑，青春氣旺盛，所以可愛，但可不可以更沉著一些呢？”
多麼幸運，丁聰有這樣一個小本本！
初訪馬斯南路梅宅
我在完成了連載文章《梅宅新事》之後，與梅宅家屬的來往就更密切了。這一次，又應梅家之邀，為合作編寫電視連續劇《梅蘭芳軼事》而同赴江南采風，實在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高興地伴隨梅紹武夫婦，一道走訪了上海馬斯南路的梅宅。
我們步行著從淮海中路踅入馬斯南路（解放後改稱思南路）。一路梧桐，一路行人，一路喧嘩。紹武感慨地說：“這本是條幽靜的小道啊！”是的，歲月的征塵披到了馬斯南路上，使得40年未回舊居的紹武頓生滄桑之感；作為一名距離梅大師十分遙遠的梨園新人，我又如何拂掉歲月的征塵，去發現並描摹梅先生的廬山真麵目？我正思索著，紹武向路邊一座花園洋房指道：“看！”我心中一喜，“莫非這就是梅宅？”但馬上又否定了這一意念，因為諸多回憶錄都明確指出梅宅位於弄堂深處……“這是周公館，總理曾經在這兒工作過，”紹武的妻子屠珍笑著講解，“梅宅和它的樣式差不多，將來不妨借周公館拍電視劇——因為兩年前我去看過舊居，已經住進了七家人。”說著，屠珍在一條弄堂前停步，紹武的眼睛忽然發亮：“到了！”，弄堂並不太深，迤邐六七座一式的花園洋房。紹武疾步走向最裏麵的一座四層小樓：“這就是我們家！”
到家了！他仿佛又回到了童年，跳躍著推開虛掩的門，穿過樓房與牆壁夾成的甬道，站到了樓前向陽的草坪之中。草坪隻剩下不大的一塊兒，四圍全都栽滿了觀賞植物——冬青、藤蘿、月季……過去空曠的草坪根本沒種花木，紹武與其四哥寶琛經常利用課餘在這裏踢足球。紹武又奔到西側一株丈多高的枇杷樹下：“呀！我七歲那年，有一次吃完枇杷，隨手在這兒丟了個‘子兒’，不想如今——”紹武仰視枇杷，思索這50年的光陰如何把一顆種子，變成每年都能結實的大樹……
屠珍引導我從正麵仰視這座四層小樓。她逐層逐層向我介紹，說到三樓飯廳時，她講：“每當傍晚開飯，傭人總要從陽台上探出頭，向正在草坪上橫衝直撞的小哥倆兒招呼：四少，五少，吃飯啦！”小哥倆兒頓時扔了足球不管，飛步從狹窄的樓梯奔入飯廳。飯廳中有一張八仙桌，桌子四麵各有一把太師椅，都是大人坐的。小哥倆兒總是撲向牆腳，搬起自己的方凳，看誰能搶先把方凳放在父親座椅的右側——凡搶先放下方凳的，就用小屁股往凳而兒上沾上一沾，當即得意洋洋地宣布：“我挨著爸爸坐嘍——”說畢，勝利者驕傲地去隔壁洗手，失敗者隻好把方凳放在母親身邊，一邊嘟嚷著一邊尾隨著勝利者進入盥洗間。那時葆玖還小，在這一場挨著父親吃飯的拚搶中，當然不是兩個哥哥的對手。每見葆玖張嘴要哭的可憐樣子，梅夫人便向正在洗手的小哥倆兒宣布：“今天讓弟弟挨著爸爸，明天傍晚你們再重新比賽……”這一來，勝利者不再笑了，失敗者卻滿懷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