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我在邊疆基層過了15年的輾轉生涯之後，又調回了首都，進了文化工作崗位。在長期的“非文化”之後，驀然有這樣多“純淨文化”撲麵而來，真不啻如繽紛花雨！我自幼喜歡京劇，終於進入了國家劇院捉筆代刀，當然慶幸非常；同時由於家庭背景，自小就接觸到一些大文化人，如今正可以把斷了15年的因緣重新接續起來。這一欄僅能容納八篇文章，隻好一分為二——以反映四大名旦家族生活的四篇代表梨園，以四篇寫作家的代表文化界。多年來，我幸福地逡巡其間，用各種視角景仰、禮拜著，眼前的光明真是目不暇接，生活為我展開了走馬燈，生活為我打開了《清明上河圖》！當然，隨即我又在不知不覺中展開了比較……
鮮花永伴沈從文
我稱呼了他40年的“沈伯伯”，因為母親子岡年輕時受過他的提攜，以後一直又受到半師半友的關切。去年五月之後，當我已經無處呼喚“沈伯伯”的時候，每逢他的身影笑靨進入夢魂，隨之而來的總是一股生機勃勃的花香。花香飄渺，我在夢中左尋右找，最後終於看到——那就是沈先生最後十年，經常陪伴於病榻前的瓶插鮮花。
鮮花在他的少年時期，想是司空見慣了的。本世紀初在未開化的湘西，山花爛漫，各類人物的心態比山花還要爛漫。後來新文化運動的浪濤波及到湘西，潮汐回流，又把沈先生從湘西裹走，帶回到北京。距離故鄉遙遠了，爛漫的山花仍然香在心頭，於是便有了《邊城》、《湘行散記》、《從文自傳》諸多名篇。20年代的北京公寓無比酷寒，不是冬天缺煤取暖，而是窮書生買不起。他就在不生火的屋子裏，把毛毯蓋在膝上，用口中熱氣嗬開凍筆，更依仗心中的花香去催動靈感，然後就汩汩地寫了下去……北京不是沒有鮮花，但多是養在房間中和花盆裏的，中山公園有一處叫“唐花塢”的花房，那一些花中閨秀在沈先生的眼中，無異鐵籠裏的小鳥，楚楚可憐。
三四十年代的教書生涯，使沈先生得以經常麵對青年。那時的大學生中，既有從“唐花塢”走出來的嬌花嫩蕊，也有從窮鄉僻壤伸進大都會的突兀虯枝。沈先生明顯地鍾情並器重後者，雖然他們受過傷、挨過凍，形貌粗鄙猥瑣，但每每經過沈先生的修剪很快就吐出崢嶸新綠。正是這生命之綠，引起沈先生對故土的思念與回憶，眼前這一班穿著粗布衣服的鄉土青年，竟無異（甚至是有勝）於湘西的爛漫山花……
50年代中期開始的文物研究，對沈先生熱愛鮮花的心情絕對是嚴峻的考驗。他需要遠離市聲人跡，他需要累月連年獨對滿是灰塵、鏽斑和黴味的種種“死物兒”！那當中有生機、有樂趣嗎？那當中有價值、有鮮花嗎？他久久地探索和凝視著，終於在那花花朵朵、壇壇罐罐當中，發現了古文化的一個個亮點。這一個個亮點，連成了華夏曆史在黎明期的霞光！拂去灰塵，拭去鏽斑，掃盡黴味，於是在沈的心中，居然似交響樂的旋律中升華出一個鮮花世界！心中充滿鮮花，現實中並不都是鮮花，長子龍朱是北京工業大學的高材生，1957年風暴來時，正趕上他畢業分配。領導有一天向他宣布：“你是右派分子了，不再按大學生待遇分配工作，而放在校辦工廠勞動！”次子虎雛也流年不利，初中畢業後隻考取了中專，畢業後又分配到四川自貢。沈先生隻有這兩個兒子，當初用自己小說中的人物為他們命名——比如在《龍朱》中，自己曾形容這個少年人“美麗強壯象獅子，溫和謙順如小羊”，不正寄托著對於兒子的深情厚望？然而現實總是敲打自己，自己也總是搞不懂現實。唯一搞懂的就是——小說隻是小說，現實總是現實！
70年代後期，虎雛把女兒從四川送到北京，和奶奶一起居住，沈先生則獨住在另一條胡同中的原來居室。由於“文革”去幹校的緣故隻剩下一間，於是便命名為“小而黴齋”。沈先生曾在給朋友的信中寫到：“家中還有個要升高中的候補書呆子，一天到晚口中念念有詞，背各種公式，準備應付考試。通常每天一吃完晚飯，即在爐子邊垂頭睡去。或隨後洗臉洗腳時，即因過累，手巾一扭幹而睡倒如泥。必待到九點左右，才由奶奶叫醒，為了準備明天課業，複又口中念念有詞。一般最晚到11點可以被催請上床，經常都挨過12點，有時要到兩點。明早五點，奶奶即又得外出排隊為之買牛奶，回來再催喚‘孫小姐’起床。這裏那裏收拾一番，看看表，‘不成不成，奶奶，我來不及了，七點會遲到！’於是有時臉也來不及洗，剛調好的油炒麵也來不及吃，門也不關，天還不大亮，就朝學校跑去了……”這番訴說是埋怨，還是憐惜？我想任何讀者都會一眼看出：洋溢於字裏行間的，是說不清道不明的隔代的愛！愛孫女什麼？那種掙紮競爭、自強不息的勁頭，不和湘西的山花有些相似？沈先生自己趁“文革”在幹校閑位的時光，憑記憶把丟失了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書稿重新寫了出來，這是曆史上的鮮花；而現實中的鮮花，不就是一心想考北大的孫女嗎？北大，是沈先生解放前執教過的大學之一；後來，孫女果然考進北大，沈先生比孫女還要高興，他覺得自己的生命已經與孫女聯接了起來。
80年代，沈先生的居住條件兩次得到改善，配備了專車，他卻足難出門——甚至是足難移步了。於是日日陪伴並安慰他的，就是床前那一束瓶插鮮花了。每見鮮花就如麵對長子，這是他的象征，這也是他的實績。原來，他的“右派”問題在79年徹底改正之後，就當上了那家校辦工廠的廠長。不久，校辦工廠將與另一家工廠合並，上級擬派他出任聯合後的廠長，他說什麼也不幹，於是“逃”了出來，創建了北方月季花總公司，培植基地設在京郊的小湯山。幾年奮鬥成績斐然，不僅向首都各大飯店供應時令鮮花，又向知名文化人的家庭供應瓶插鮮花。於是每隔一周，便會有一輛麵包車沿著謝冰心、黃永玉、沈從文、黃苗子、吳祖光的順序前進。沈先生對於每日能有鮮花相對，最初一度頗覺滿足，人的老與病，都很需要花的“鮮氣”來調理。大約同樣出自這種心理，當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自己的小說和散文集時，沈先生指定要用五歲的外孫女的一幅充滿稚氣的蠟筆畫做為封麵。稚氣可貴，鮮花可貴，但沈先生有一次歎息著對我講：“就是這瓶插不好，花兒是這樣，人也是這樣。”我受到了震撼，我開始明白沈先生為什麼拒絕許多慕名而來的訪問者，就是怕對方把自己當成瓶插的鮮花去招搖！我更明白了沈先生為什麼把出版全集的全部稿費，都捐給故鄉的小學，為的不就是報答鄉土栽培的恩德，並在晚年去做一點精神維係嗎？
荀宅花樹
在荀夫人張偉君生命的最後兩年，鬼使神差使我走進了荀宅。她對我格外親切，大約是見到了我寫的連載文章《梅宅新事》、《程宅新事》和《尚宅新事》，希望照樣兒也寫一寫荀宅，同時反反複複拿出荀的日記，大有想讓我幫助整理的意思。盛情可感，但我素來對正史缺乏興趣，於是專門和她聊起“閑篇兒”。
張偉君愛養花，荀慧生則愛種樹。對於花、樹之別，荀曾有一番議論：“花開人人喜，難有百日紅。老舍年年送我名貴菊花，如‘醉楊妃’、‘千絲連’，我當然也愛看；可是等她耷拉腦袋的時候——它總有這一天，我心裏就不舒坦了。到那會兒，扔掉要心疼；讓它萎靡不振地戳在庭院中，我又難受。種樹則不同，不但開花，還能結果。即使秋來葉落，卻不給人以悲秋之感，想象明春又必是枝葉崢嶸……”
荀樂於植樹管樹，這已成為他繞有興味的一項家務勞動。他先後手植了梨、柿、棗、杏、李、山楂、蘋果和海棠，共四五十株果樹。打旁杈、噴治蟲藥、灌水施肥，樣樣親自動手。各種勞動工具擦拭得一塵不染，在小廂房中排列有序。荀不光植樹美化自己的庭院，還樂於為他人植樹。他見到張君秋院中少樹，就從護國寺廟會上精心選購了一株，親自運到張宅，並看準地方種下。荀為種樹流下了大量汗水，果實卻喜贈他人，這大約是從祖輩農民那裏繼承下的優良習慣。荀宅的棗子質細味甜，每年收獲下來，總要一筐一籃，分贈給梅宅、田漢、老舍、歐陽予倩等人。荀宅正院有柿樹數株，結下果實從來不摘，紅通通地背襯著晴空煞是好看。值“三九”嚴寒來客，荀隻要豎起一個指頭，家人立即會意，緣梯用竹竿“梆”下一枚鐵砣般的凍柿子。先用涼水“拔”上片時，再洗淨拭幹，置於青瓷碗碟之中，最後請客人用小銅勺就著冰喳兒舀這“一兜蜜”。
荀雖如此嗜樹，亦非一概棄花。荀宅少的是嬌花嫩蕊，卻遍植一種無多索取、卻多贈與的好花——玉簪，老北京稱之為“玉簪棒兒”。其花喜陰，無論南房前還是樹陰下，隨手植上一株，便能健健旺旺長起來，入秋後也無須移入暖房，它就在露天地裏抗嚴寒禦冰雪。待到來歲春回大地，玉簪已非一株，而是一撲籠、一片了。且荀宅之玉簪還有一奇：繁茂無比，高與胸齊。故而無論正院簷前、還是花園牆下，玉簪一例密密麻麻。每當開花季節，荀、張午憩之後，常攜籃去至前庭後院，采滿籃後除留少許置於書房臥室，多數或贈老舍，或饋安娥——她是田漢之妻，最喜此物。
荀對花、樹的態度有別，與其處世的哲理思想不無關係。他欣賞老戲《胭脂虎》中的幾句戲詞：“飲酒莫覺醉，愛花休上頭。為人若知趣，到處總風流。”他以之自警，也常曉喻家人：“愛什麼幹什麼，都得鬧明白為什麼，還得有節製。否則惹人討厭不說，還會招惹是非，弄不好就會身敗名裂。”
1966年8月23日，首都文化界二三百位名人在太廟受辱—一將京劇戲衣集堆點燃，再令名人麵火而跪，紅衛兵則高舉皮帶及戲台上的刀槍，肆意抽打其背。荀受辱歸來，背上血汙一片，碎成絲縷的襯衣難揭難脫。荀止住妻女泣涕，謂日：“每當小將棍棒將下未下之際，我都運氣以對，皮肉雖傷，內髒無礙。獨憐老舍一介文人，體弱心剛偏又受辱最重，我怕他一時想不開……”（果然，老舍次日便去太平湖自沉。）荀說畢黯然神傷，偶一回首，見東窗外新植之小桃樹，也被日前抄家的小將折斷一幹。長歎一聲，半晌無語。荀最後叮囑令萊：“去找一些小布條，和著泥水將折斷處接好纏緊，或許還能活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