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老子尋人記
古書中常有鮮明的古人形象。古人的靈魂會不會附著在今人身上？換言之，今日現實的生活中，還有沒有活著的古人？倘使答案是肯定的，追尋求索一番會是極有趣的一件事。為此，我在讀了晚明作家張岱的《陶庵夢憶》一書之後，閔老子的性格便緊緊抓住了我，並且打算在現實中也尋找一番。
閔老子誰耶？名叫閔汶水，他嗜茶善茶，然而對於茶道愛惜如命，從不輕易授給前來討教的人。張岱講了自己尋訪閔老子的一段故事——到了閔家，等許久方見人歸，細看，乃是“婆娑一老”。剛剛敘話，不料老頭子忽然站起，講手杖忘在某個地方，當即出門尋找，許久才歸。當張岱正麵表示“慕汶老久，今日不暢飲汶老茶，決不去”的意願之後，老頭子忽地高興了，立即為張岱煮茶並要其品嚐，還肯定地講這是閬苑茶。誰知張岱的舌頭也刁，一下子發覺茶既不是閬苑，水也不是老頭子所說的惠泉，並且言之鑿鑿、有理有據。閔汶水連連吐舌曰“奇”，連忙承認“不複敢隱”，於是轉身又去煮了一壺香茶，經張岱再次品嚐，又被準確地講出原委。到此時，閔老頭方真服了，大笑目：“子年七十，精賞鑒者無客比。”遂訂交。閔老子的性格真夠絕的，原因還在於他可以被視作為傳統文化心態的一種象征。但凡是研究過傳統文化的人，大約都了解這樣一種矛盾著的現象：許多精警的成果，無不山巨大而又反複的勞動所產生；一切“做”出了精警成果的人，無不對自己的勞動無比珍視，決不會輕易示人。這是從消極方麵講的，它還有積極方麵的意義，那就是藝術上沒有直路，一切創造如由曲折謬誤中獲得，才是最牢靠的。越是好端端地拱手相送，對方很可能用過一次就“棄之如敝履”。山此看來，閔老子的為人與做藝對於今天都是有現實意義的。可是，我能在現實生活中發現活的閔老子嗎？
俗話說，有心種花花不發，無心栽柳柳成蔭。在最近對頤和園偶然的遊覽當中，卻意外地實現了我的心願。頤和園，我白幼遊覽不下一二十次，每次都是隨意進園，隨意遊逛，一旦累了，即刻回歸，從未想到還有一個遊覽路線的問題。換言之，采取怎樣的遊覽路線，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我這番話，也許有人並不同意。他們會講，頤和園的規模在北京名勝中是最大的，有山有湖，山上樓台高聳，湖上遊艇如織。遊客盡可以隨意遊覽，走到哪裏算哪裏，一次不夠可以下次再來，無須受什麼遊覽路線的拘束。我竟不然。頤和園大是大，然而從園林藝術上講，把挖掘昆明湖的泥土硬堆成萬壽山，並在山的陽麵密密麻麻蓋了那許多亭台樓閣，這一種失衡的擁擠，恐怕不能不視為先天失調吧？因此如果能把遊覽路線安排適當，就能揚長避短、興味無窮，就能在委曲回環之中對中國園林的藝術精萃有所體味。就頤和園講，竊以為從北宮門入園為最相宜。萬壽山坐北朝南，不能讓人一進來就盡收眼底，從北宮門進來可先經後山、石坊、長廊繞上大半圈，人在萬壽山山腳下走，於掩映中能夠悟到一點山的虛實，但是無法感受山的雄偉，這不能不說是一樁妙處。然後再繞到東山腳的諧趣園，在此約略盤桓，不難品味出江南園林的嬌小精致。等胸中有了這一點意趣，再從後山險路直登智慧海、佛香閣，於是就能在氣喘籲籲之際，猛地豁然開朗——將整個昆明湖的浩渺煙波，乃至天際的隱隱林靄都一覽無餘。方才諧趣園的“小”，反襯並促發了此際的“大”。當然，這一種理想的遊覽路線在現實中是行不通的；因為從北京城裏來的遊人，絕大多數要在東宮門下車，然後就近從那裏就入園。試想，如果一進園就斜插到知春亭畔，這裏垂柳依依，微風拂拂，北望萬壽山，南觀龍王廟和十七孔橋——夠了！在此北顧南瞻上一陣兒，再遊頤和園其他地方仿佛就都沒有興致了。我主觀設想，從東宮門進來，則應沿玉蘭堂、長廊、石坊、後山的順序行走，然後也到諧趣園去“小”上一回，最後仍然直路猛登智慧海、佛香閣，氣喘籲籲再“大”上一回……
取得上述認識反覺懊惱，心想遊園當中既然有這麼大的學問，你頤和園管理處為什麼不在東宮門的大門口，將路線寫個明白？這樣做，不就能使那些僅有一兩次機會遊園的人充分利用時機，以求在有限的時間內獲得更大的收益？我覺得這懊惱不無道理，於是一直懊惱了這一二年。直到不久前，當我又一次進行閑遊時，忽然發現東宮門內一塊廣告牌的背麵，寫有管理處建議的遊覽路線，與我近年琢磨的不謀而合！我高興極了，但轉瞬又不免深思：管理處為什麼不正麵宣告呢？哦哦是了！想這遊園之道，是要讓遊客自己慢慢琢磨的。一下子都倒給你，還有什麼味道和樂趣？想到這裏，那塊廣告牌背麵上的文字，忽然生動起來，一瞬間變成了個老頭兒，呀，他不就是那個可惡而又可愛的閔老子嗎？
閑說“不二齋”
“不二齋”是明朝或更早的一處房子，是書房是客廳搞不清，是什麼人所有搞不清，在什麼地點也搞不清，隻是晚明作家張岱在其《陶庵夢憶》中記載過它。我所以記住並且喜歡它，首先是其名字絕門兒，“不二”，沒重樣兒的；其次，是張岱的筆頭高明，這間房子的情致確實“不二”。張岱寫道：“不二齋，高梧三丈，翠樾千重，牆西稍空，蠟梅補之……”您瞧，用畫論上的“道道兒”處理居住環境，還不超脫瀟灑嗎？然而，文章下麵就未免流俗了：“圖書四壁，充棟連床，鼎彝尊罍，不移而具。”隨後春天怎樣清香，夏天怎樣涼快，秋天怎樣明淨，冬天怎樣溫暖，富貴擠走了書香，享受排斥著勞動。行了“不二齋”的主人和客人就在這兒呆著吧，就在這兒欣賞和陶冶吧，就在這兒沉迷和消耗吧，一句話，就在這兒老死吧！當然，張岱這麼寫並沒有跑題，因為以此為樂並終此一生的人，也夠“不二”的了。
把眼光由古代生活抽回到現實世界，我不由想起了另一處“不二齋”，那就是沈從文先生從“文革”中期開始，獨身住了十多年的“窄而黴齋”。平房，十個平米左右，一張中式書桌，幾具中式書櫃，一張稍寬的單人床，書籍、畫冊、手稿、紙張散布在房中的任何地點及任何高度。表麵上毫無秩序，其實極有秩序，老人想用什麼，伸手一拿準如探囊取物一般。老人在外麵受了氣，無奈何發作不得，於是隱忍著回到家——家中的事可要由自己作主了，寫過一半的信偏要攤開，看過一半的書偏要攤開，查過一半的資料偏要攤開，誰也動不得，誰也勸不得，誰動誰勸就跟誰急。晚間睡前要讀書，困了隨手一擱，好在床稍寬，一本兩本擺得下，三本五本也放得開。第二天醒來，接著昨夜的思路，拿哪本是哪本，效率極高，自由之致。這應了魯迅的詩“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同時也就在這樣的氛圍與心緒中，沈先生積30年心血完成了那本名震寰瀛的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對比那些名聲資曆大體與沈相應的中國知識分子，這“窄而黴齋”的平米數字及散亂布置，還有主人所研究的成果，都可以說是“不二”的了。這一個“不二齋”與張岱筆下的恰成對比——這一個環境惡劣、條件艱苦，然而齋主人卻毅力頑強、韌性充足，終於沒有違心去幹不想幹的事，而是爭分奪秒幹完了自己想幹的事。
“窄而黴齋”的更大特點，是齋主人在對於人生道路的態度上，充分顯露了自身剛毅與沉痛兼而有之的果敢抉擇。解放前曾有“四大作家”之謂，沈曾與茅盾、老舍、巴金齊名。然而以解放為轉折點，並且在“看”了三幾年之後，沈從文毅然決定放棄文學道路，進入故宮博物院當了一名“說明員”。他甘心於此並樂此不疲，把從前練就的文學眼光和掌握的寫作本領再加以發展，於是很快他就在另一條幹擾較少的道路上取得了大成果。與他同期或稍後的作家們，如今大多是羞於回首的。這些人雖沒改行，但大多屬於滯留，“十七年”的作品趕不上從前的，成為耐人尋味的普遍現象。這些在“十七年”沒有寂寞的人，在“文革”後的今天寂寞了，他們發覺自己已經老了，再改路子已經來不及了，估計身後肯定要寂寞的了。沈從文恰恰相反，“十七年”及“文化大革命”中是寂寞的，他在寂寞中抓緊做事，他在寂寞中悄然遠去，但是學術成就和思想品德在其身後卻頗不寂寞，研究和學習他的人越來越多。我們從這個角度觀察一下老一代文化人，對比之下，沈在“窄而黴齋”中顯露的一切，堪稱實實在在的“不二”了。
沈在逝世的前兩三年，才忽然被搬進了一所高級住宅。說“被”，一是因為他已走不動路，是坐在輪椅中被推進去的，二是這所住宅也並不是他自已要求的。可惜此時，沈已重病在身，已不能利用優越的居住條件來猛力工作了。講這件事，是為了引起領導文化旅遊的同誌有所思考：以往在紀念、開設名人舊址時，通常要選擇名人最後所住的高級居所，而決不會選擇“窄而黴齋”。何故？是為了尊重名人，還是怕家醜外揚？恐怕二者都有。我以為，為激勵後來者的誌氣，為宣揚成才者的道路，還是以多宣傳“窄而黴齋”為好。隻有這樣，才能在“不二”的環境中成長出更多的“不二”人才。願這樣的“不二齋”在中國大地迎接中外遊客，願這樣的“不二齋”向社會發揮自己的戰鬥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