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名夷吾，仲是他的字。潁上（今安徽西北部）人。春秋初年的大政治家。現存《管子》八十六篇，有些為後人假托。
管仲和鮑叔牙幼年時代就是好朋友。後來，管仲去輔佐公子糾，鮑叔牙則去輔佐齊國公子小白，即齊桓公。小白繼承君位後，鮑叔牙立即向他舉薦管仲執掌國政。齊桓公不僅不計私仇，還對管仲格外尊重。相傳當管仲從魯國來到齊國時，桓公沐浴三次，並三灑香水，親自去城外迎接。管仲感慨萬分，他說：“開初我仕途不得誌時，曾和鮑叔牙合夥經商。每次分利時，我都多取一些，鮑叔牙並不認為我這是貪婪，因為他知道我家裏貧困。我也曾為鮑叔牙出主意，但都失策了，可他並不認為我愚蠢，他知道那是時機不利。我也曾幾次仕於君主，但都被主人摒棄了，可鮑叔牙不認為是我不賢，而是我沒遇到明主。我幾次上陣作戰，都避死而逃，鮑叔牙並不認為我膽怯，他知道我家有老母需要奉養。我的主人公子糾被殺，公子的大臣都自殺了，可是我寧肯受囚被辱不肯死節，鮑叔牙並不認為我無恥辱之心，他知道我不恥於小節而恥於不能建功名於天下。真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牙呀！”於是，真心誠意地擔任了齊桓公授予的職務，盡心盡力，夙興夜寐。
管仲認為：“倉廩（lǐn）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以改革必須先著眼於經濟方麵，同時，也相應地注意到政治和軍事。管仲對農業稅製的改革實行“相地而衰征”的分配形式。從而廢除了集體無償耕種“公田”的勞役稅製，改為所有土地一律按土質好壞、麵積大小，征收不同等級的實物稅。“相地而衰征”首先是分“公田”為“份地”，改集體耕作為個體生產。通過“均地分力”，農民就可知道產量的多少直接關係到自己家庭生活的好壞，才能不怕勞苦，自覺地勞動。管仲還提倡“本末並重”，即將工商與農業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因地製宜地實行多種經營，使得魚鹽、山林、川澤之利大興。他也很重視工農技術的發展，實行各類人員專業化。管仲認為物質條件是一切社會生活的基礎，人們努力去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是社會的普遍現象。“夫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繼日，遠千裏而不怨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仞，就波逆流，乘威百裏，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仞之山，無所不止；深淵之下，無所不如焉。”這些思想對後世也有著重要的啟示作用。
在政治方麵，管仲令士、農、工、商四種人分區居住。把全國分為二十一鄉，其中工三鄉、商三鄉、士農合占十五鄉。工商專心於本業，不服兵役。士農鄉平時“食田”、耕田；一有戰事，士則充當甲士或小軍官，農則為兵卒。士農鄉中以五家為一軌，十軌為一裏，四裏為一連，十連為一鄉。各級行政機構都有負責人。戰時，各級行政負責人又成為軍官。每戶出一壯丁，每五丁為一伍，每五十丁為一小戎。每二百丁稱為一卒，每二千丁稱為一旅。全國十五鄉即為十五旅，每五旅合為一軍，全國共有三個軍。齊王與兩大貴族各率一軍。從上述情景不難看出，齊國的行政組織實際上是兵民合一的組織。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軍事防衛，國家都擁有堅固的內部結構。
在官員管理上，管仲命令各人恪守職責，不準懈怠。若有違軍令不盡責者，可一可二，再三必定嚴懲。還令各級官吏隨時舉薦賢才，否則就是“蔽明”、“蔽賢”，也要治罪。經過改革，幾年之後，齊國成為了當時最富強的國家。
管仲為齊桓公製定的政治方針是以“尊王攘夷”為號召，征討不服，平恤患難，以武力和德望稱霸天下。一次，桓公因蔡姬之事欲出兵伐蔡。管仲見勸阻無效，便建議桓公先以楚已三年未向天子納貢為由伐楚。獲勝歸來，再以蔡國不參加伐楚為由出兵。齊桓公聽之，親率諸侯聯合伐楚，迫使楚與各諸侯簽立盟約，諸侯皆服。從公元前685年到公元前645年，在管仲執政的40年間，他一直秉承謙恭的態度，並屢次約束桓公要不驕不躁，出師有名，親賢者遠小人，為齊國稱霸立下了汗馬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