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非，生於公元前280年至公元前233年。原是韓國的貴族，自幼敏而好思，他與著名的政治家李斯同拜荀況為師。在“戰國七雄”爭強之際，韓國勢力最弱，經常受到魏、楚、秦等強國的欺淩，韓非為此不勝感慨。他曾多次上書韓王，倡儀變法富國、積財強兵。但韓桓惠王韓安昏庸無能，不辨良莠，不采納韓非的主張。
韓非不善辭令，常常因不能在口頭上把道理說清而急躁紅麵。但他才學淵博，文思神俊。他見韓王不采用他的主張，便發憤著書立說，闡明變法圖強的道理。
他縱觀天下“爭於氣力”的利害形勢，針對韓國法不徹底的弊端，又全麵總結了戰國時期變法改革的經驗和教訓，提出了“以法為主”，“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理論。他認為當今世界已處於動蕩時期，禮崩樂壞，想用昔日寬厚的政治來治理民眾，就像不用繩索、馬鞭去製服野馬一樣，是不切實際的妄想。指出隻有嚴峻的刑罰才符合曆史發展的趨勢。
韓非寫了許多卓有見識的文章，俱收集在《韓非子》一書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五蠹》、《說難》、《孤憤》、《顯學》、《定法》、《有度》、《用人》、《內外儲》等，這些文章大多數是講治國治世的道理，思想深刻，文辭犀利。其中《五蠹》篇中把儒家、墨家、縱橫家、逃避兵役者及工商之民，指為社會上的五種蠹蟲，即五種有害之民。說“儒家學者稱頌先王的政治主張，借助仁義進行政治說教，講究儀容禮服，修飾遊說言辭，以亂當今法度，動搖君主實行法治的決心。那些高談闊論的縱橫家，假托舊說，妄舉古事，借助外國的力量來謀求個人的利益，而拋棄國家利益。那些遊俠刺客，聚集黨徒，標榜氣節來沽用錢財行賄，請托權貴，沈避汗馬之勞。那些商工之民，製造粗劣器物，囤積居奇，等待時機，從農民身上牟取暴利。這五種人，都是國家的蛀蟲。”他認為，隻有農民和兵士才是國家有用之民。此種言論，反映了思想打上了極深的時代烙印。
韓非很善於運用簡明寓言說明複雜的道理，如“守株待兔”就是對用老法治世者的一種嘲笑。韓非的其他寓言，如“自相矛盾”、“濫竽充數”、“唇亡齒寒”、“和氏璧”等，都是膾炙人口的警世良寓。
韓非的思想核心是以法治國，他認為治國不能離開法律，這是因為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沒有刑律製服不了民眾。但君主製訂出法律後，還要有一套權術駕馭臣下，有一定的權勢推行法令。否則法令不能貫徹，君主的地位不會鞏固。法、術、勢三者必須並重，才能鞏固君主的統治。
另外，韓非非常重視獎勵耕戰，認為這是富國強兵之道，隻有通過獎勵耕戰，才能發展經濟，才能加強軍事力量，然後通過兼並戰爭統一天下，建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製政權。
秦王嬴政對韓非的主張大加讚賞；他也認為文章的作者定是個傑出之人，因而對作者特別敬佩。他對大臣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談話），死不恨矣！”
公元前234年，秦國發兵攻打韓國，並指名要韓非到秦國來。韓王安為政昏庸，不知韓非有傑出之才，便答應秦國的要求，讓韓非出使秦國，名義上是韓非被邀訪秦。果然韓非奉命使秦，秦王見到韓非十分高興、談話投機，想法一致，就把他留在秦國，準備給他安排一個位置。但韓非到秦國後，給秦王寫了一篇上書，說明秦韓為近鄰，不能略韓國。書中又揭發了秦王的特使姚賈是個“梁父大盜”，說他“以王之權，國之寶，外自交於諸侯。”這使姚賈與廷尉李斯十分害怕，他們自知才華不及韓非，心中十分嫉妒，便趁機向秦王誹謗韓非，說“韓非是韓國的貴族之子，是為韓國謀利益的。今大王要並吞諸侯統一全國，韓非是韓國派來的奸細，萬不可重用他。時間久了，再放他回韓，無疑是自留後患，不如借此殺掉他。”李斯是秦王的得力寵臣，秦王對李斯等人的誣陷自然是信賴無疑，盡管韓非與秦王相見如故，接待如賓，但秦王還是把他投入監獄，以觀動靜。
李斯、姚賈唯恐秦王改變主意，將韓非重新起用，公元前233年偷偷地派人用毒藥把韓非毒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