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碧微、楊憲益與楊仲子
1938年，楊仲子隨北平各大院校撤往抗戰中的首都重慶。這時徐悲鴻蔣碧微夫婦已分居多年，徐悲鴻除擔任中央大學教授和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的時間外，住在重慶的時間不多，而蔣碧微除在國立編譯館工作外，還兼任複旦大學法文教授。她在重慶的住宅取名“光第”，倒成了她與文化教育考古界友人雅集的地方。
蔣碧微曾每周一次在她的“光第”舉行聚集。每次請一個界別的專家學者教授在一起集會，如稱“文學專號”、“考古專號”和“參考專號”等。1939年1月，第一次小集參加者是方令孺、宗白華、郭有守、章益、孫寒冰、陳可忠、端木愷、蔣複聰、顏實甫等。第二次小集的參加者是張道藩、餘上沅、穆家瑞、陳丁嫵、康學詠、老舍、王禮錫和蔣碧微父女二人。第三次集會是考古界名人，他們是楊仲子、蔣夢麟、常任俠、胡小石、傅抱石、陳石鈴和彭漢懷等。蔣碧微在瑞士時，即已知“楊仲子先生的金石書法，造詣非常精深，但是他的作品，很少傳世”。蔣碧微住在楊仲子家長達半年之久，她已親眼目睹其作品，而且看得認真仔細，故才得出“造詣精深”的結論。
蔣碧微後與徐悲鴻離婚。徐悲鴻乃與年輕的廖靜文小姐結為伉儷。廖靜文曾聽徐悲鴻說起過1919年冬的瑞士之旅，因此對楊仲子十分欽佩。她誇獎楊仲子“才華橫溢”，又說，“楊因擅長金石書畫，故很樂於與悲鴻交往。”抗戰勝利後，徐夫人曾在南京代表徐悲鴻去探望過這位中國近代新音樂教育家和鋼琴家。
楊仲子在重慶時還有一位好鄰居，此君就是中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博士，他在其自傳《漏船載酒憶當年》著作中，回憶在重慶時“和兩位楊姓的資深音樂學家住在‘禮樂館’同一座宿舍裏”，“我很快就和兩位鄰居成了好朋友。他倆都比我年長得多，而且為人極好。楊蔭瀏將近六十歲，是中央音樂學院教授。另一位姓楊的是六十一二歲的老學者楊仲子。他也是一位音樂教授，太太是瑞士人。他又是一位有教養的紳士，文靜而謙和，我也很喜歡他。文化大革命前他死於南京，享年八十有零”。
我與楊仲子
1949年底，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在原總統府成立，1951年底我成了該會史料組年輕的成員之一。接著一批年長者調入文物組，其中一位就是大家熟知的前國立音樂學院院長的楊仲子先生，時年六十六歲，牙齒已脫落、講話很吃力，且很少與人交談。我與他的辦公室很近，偶有往來，主要是向他請教金石知識，因為一直聽說他是一位金石書法專家，但他對此從不張揚，隻在對文物鑒定時才聽到他精辟的見解，那是令人佩服的。某日，我看到他領工資時所用的石章，邊緣上刻著“粟翁”兩個篆字，我問他是否自刻？他默然一笑便把圖章遞給我看，連說這就是他已發表的作品，後來我才知道那是一塊有名的“雞血石”，篆體鐵線，剛勁有力。
有一次我又好奇問了他的書法，他依舊笑笑，最後才說寫了便丟了，不過尚有點鍾鼎文對聯，還說隻是一種自娛行為不值得提。他知道我是學美術的，曾與我講過他與藝術大師徐悲鴻的交往並藏有徐悲鴻的贈品雲雲。
1952年，楊仲子被提升為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委員。雖然他已是我們的領導，但他有時仍坐在文物組，也許是職務上的需求，他也來到史料組，對大家問寒問暖，大家喊他楊主任，他連忙搖手說：“不要，不要。”大家愈發敬重他了。兩年後，楊仲子退休了。
我與楊仲子同事三年。本單位同事私下都流傳著他出國前家中已有一位父母包辦的小腳妻的故事。他為了逃避這樁令他憤怒的婚姻，漂洋過海西去法國和瑞士，開始了他學音樂的海外生涯。他的行為和當時許多文人如徐悲鴻、蔣碧微伉儷等人一樣，反對封建包辦婚姻，勇敢地踏上了自主婚姻的大道。楊仲子在海外十年，學業有成，且娶了一位瑞士女郎為妻，生活過得很甜美。1956年，瑞士夫人茵·詹妮在上海去世。之後，楊仲子乃娶毛鏡泉小姐為妻，她至今仍健在。楊仲子育有三子一女，1962年病逝於南京。
筆者來澳洲前，曾聽過楊仲子的好友黃友葵的聲樂演唱會，獨未欣賞過楊仲子的鋼琴表演，真是遺憾！如今筆者移居墨爾本多年，但往事實在是永恒的誘惑，我每次返回故裏，眼前總是浮現出許多同事的身影，耳邊也不斷縈回著他們那熟悉的聲音，其中也包括楊仲子這位前輩和老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