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送胡適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胡適）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裏，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這是張愛玲近距離對胡適大師的掃描，既真實又感人！張愛玲看見這時的胡適眺望著街口露出的一段灰色河麵，河上有霧，不知怎的胡適笑眯眯的老是望著，看怔住了。張愛玲說她不由也跟著向河上投去微笑的一瞥。後來她不無悲淒地說：“仿佛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裏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悲傷之心躍然紙上，實際上這時胡適的身體不算很差，隻是心髒病較嚴重，難道是胡適的麵容令她擔憂不成，否則如何會使張愛玲如此傷感呢！
1958年，張愛玲申請到南加州一個為作家提供免費食宿的“藝文作場”，但是這個社團需要提供保人。張愛玲立即寫信向胡適求助，胡適非常爽快地答應了，張愛玲從而得以入住並進行寫作，張愛玲立即寫信致謝。
胡適病逝愛玲悲傷
張愛玲因忙於寫作，便與胡適很少來往。1961年秋，張愛玲悄悄訪台時，不想驚動任何人，故對深居台北南港的胡適大師也放棄了拜晤。
但在離台前忽被一位晚報記者王禎和發現，此人與張愛玲談了話，但直到二十六年後的1987年此人將談話內容公布，其中問及張愛玲對當時文壇有哪些人士難忘？張愛玲回答：“對胡適很敬佩，現代的中國與胡適的影子是不能分開的。”
張愛玲離台去了香港，忙著替電懋影業公司趕寫兩個劇本，一時忘了胡適，以致她“不記得什麼時候讀到胡適返台消息（按：胡適是在1958年10月由美國返台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又隔了好些時，看到噩耗（按：胡適是1962年2月24日病逝於台北任期內），隻惘惘的。所謂無疾而終（按：是亡於心髒病突發而猝死的），是真有福氣，以他的為人，也是應當的”。
後來張愛玲將胡適考證過的《海上花》譯成英文本，這時她想到如有胡適指導該多好，可她很悲痛，“這才真正覺得適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來，眼睛背後一陣熱，眼淚也流出來了”。
張胡兩家情深意長
張愛玲為什麼會對上一代大學者胡適那樣的心儀和心折？究其原因，乃是與張愛玲的身世與“家教”緊密相連的。
首先談到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此人與胡適父親胡鐵花（1841—1895）同為清朝名臣，張家對胡家是有幫助的。再說張愛玲的父親張廷眾，雖係遺少，且嗜鴉片煙，但對女兒也有薄愛，如命其上私塾，讀經書，張愛玲五歲即能熟讀唐詩宋詞，八歲即嚐試寫小說，少女時代即受父親感染閱讀《胡適文存》，一麵苦讀父親愛讀的《西遊記》、《紅樓夢》、《孽海花》和《海上花》等，同時迷讀老舍、張恨水的新文學的言情小說，父親對女兒的文學天賦是十分讚賞的。
張愛玲的母親黃逸梵（本名素瑩，1896—1957）亦係晚清江南水師提督之後，但其母思想新式，“愛玲”之名即其母所取。十歲時其母命其進洋學堂、學彈鋼琴、學繪畫，所以張愛玲能寫善畫，這在作家中是不多見的，這就要歸功其母的鍾情了，她的一直隨父生活的弟弟張子靜卻沒有這個福氣了。張母曾帶小姑張茂淵同去英、法兩國留學並學繪畫。四十年代張母移居英倫，主要靠變賣從中國帶出去的幾箱文物度日，病逝前將最後一箱給了她海外唯一的親人，後來張愛玲就用母親的遺存，貼補她與美國作家丈夫賴雅的生活。
張愛玲對古典文學的愛好和研究，因為起步早、基礎好，所以成功快，當然除了“家教”外，胡適的指點鼓勵和修改，對她來說也不啻是一股強勁的東風。因此，張愛玲後來寫出了學術性較強的《初評紅樓夢》、《紅樓夢魘》，特別是對念念不忘的《海上花》，師胡適之作為，將此書的國語本進行了注釋和刪改，使之更貼近自然，這是做了前人沒做過的好事。
張愛玲與她的姑姑張茂淵關係極好。她姑姑曾任當時上海最豪華的大光明電影院外國影片《譯意風》的譯員。她在家時常向哥哥借書看，其中就有《胡適文存》，妹妹久借不還，哥哥很有意見，但也隻好在女兒張愛玲耳邊發發牢騷，張愛玲明白姑姑是胡適的朋友，她要將《胡適文存》據為己有，也是情有可原的嘛！
說來有趣，張愛玲的姑姑和母親還是胡適麻將桌上的好友，這不就把張、胡兩家的關係又升華了一步嗎。抗戰勝利後，胡適從美國去台灣，報上登著胡適打著大圓點的蝴蝶式領結且笑容滿麵的照片，張茂淵看了大笑起來，驚呼：“胡適之這樣年輕！”
可見張愛玲的祖父、父親、母親、姑姑，再加上她這位小字輩，即張家三代與胡氏兩代是有緣的；源遠流長、情深意長！最後一句話：歸根結底，這當是張愛玲心儀並心折前輩學者胡適的重要原因吧，且不說是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