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5日”
餘性行狂直愚拙，故對人對事皆無戒懼，更無疑慮，所謂直道而行者乎？因之此身雖入陷境，而不知其為冒險；已當萬難，而不知其為犯難。及至險難一一暴露，方知此身已陷重圍，乃不得不發奮拚命，惡戰苦鬥以自救。而自救之道，一則攻堅致強，一則蹈瑕抵隙。至餘之處事決策，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擲之舉，以為最後之一著。而此最後一著則為起死回生，絕處逢生之機，亦即兵家所謂置之死地，蹈之亡地，而後生後存之道。此餘一生之所以不能不茹苦含辛者在此，而無數次之蒙羞忍辱者亦在此。故世人認餘必為智勇兼全者之人，而餘自覺為狂直愚拙，所恃者唯道與義而已；唯能以道與義自持，乃能蹈瑕抵隙，先聲奪人；亦唯狂直愚拙乃能無畏無忌攻堅致強乎？
蔣介石自己說他十八歲而知有“王學”，以後在日本看到海陸軍軍官都讀王陽明之《傳習錄》，於是他也效仿。自此他也可以算做一生低首拜王陽明的信徒。台北之草山經他住過，即改名為陽明山，也可見得他仰慕之真切。
本日記全未提及王陽明，可是先采取行動，次考慮後果的方針，與日人心目中的王學如出一轍。而且內中的“瞑眩瘳疾”，亦即亂開藥方治病，出自《書經》“藥勿瞑眩，厥疾弗瘳”，尤其自認其行動不合邏輯。
其實蔣胸有城府並不完全如此段的粗魯孟浪，以下還要提及。隻是他因著王陽明的影響，提倡“堅苦卓絕”全從主觀著眼，以不可能為可能，不承認困難，甚至否定事實，固然使他成大功，有如東江之役、北伐之役與抗戰勝利，也使他在無數西洋人麵前和受過西方教育的人士前產生深厚的隔膜。即是他與蔣夫人情愛彌篤，有時他之執拗仍使宋美齡不能完全信服。
1943年12月16日史迪威在他日記中寫出，蔣夫人曾承應設法改變蔣氏，她甚至以美國語氣說出：“除了謀殺他之外，一切都來！”(此時夫人亦銜蔣命前往說服史迪威，使他向蔣道歉)。多年之後，蒙巴頓爵士接見塗克門女士，他追憶到開羅會議時，曾與蔣商談，由夫人翻譯。及至蒙氏說及雨季之前空運噸數不能如中國要求時引起蔣夫婦之間一段冗長之討論。後因蒙氏催促，夫人出於無奈，隻好說：“信不信由你，他不知有雨季！”此段並非說蔣氏不知世間有雨季一事，而是他不承認以雨季為借口，延遲軍事行動。這一點須與蔣介石所受日本軍事教育之經驗對照，方可徹底了解。
“2月19日”
最近共黨對美國宣傳鼓勵幹涉我國內政，要求我政府準美國派視察團到延安，實地調查真相。此次共黨政治攻勢，國內外互相聯絡，可謂最大最猛之一擊，非毅然拒絕並乘機予以反擊，決不能平息此風潮，貽患且將無窮也。
1944年2月羅斯福正式通知蔣，請準予美國軍方派視察團往“山西陝西一帶”巡視。此提議發動於當年正月，由戴維士之報告經過霍浦金斯而達羅斯福。蔣並未一口拒絕，隻是借辭拖延。
“3月28日”
“下午5時後，史迪威來謁。對緬戰獲勝特致慰勉，並嚴正警告其撥發租借法案之武器，須遵照指示辦理。――切不可隻限於遠征軍之局部，而不顧其他戰區也。”
史迪威將軍自3月18日任東南亞盟軍副總司令以來，對國民黨在豫湘桂戰役中不戰自潰，及對共產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極為不滿，他一貫反對蔣介石利用美援打內戰。
於是，他用美援物資武裝了從北拱河穀入緬的中國遠征軍，並親自指揮入緬部隊在胡康河穀打了個大勝仗。
仗是打勝了，可蔣介石不滿意於史迪威這種擅自挪用美援軍事物資的獨斷專行之舉。他不客氣的對史迪威提出嚴正警告。
“4月26日”
此次會議自二十日起至本日止，計共七日，竟能在河南戰事危急，外交局勢不利，經濟危機嚴重，本黨內部分歧之中，茹苦飲痛，持誌守約，渡此一關，故結果當屬圓滿。
這是蔣介石在十二中全會閉幕時所寫的日記。
他所謂“持誌守約”，乃是由於對日作戰並非他一人之決策。他從未說及此種事業容易，當初學生遊街，部下脅迫，百姓請願，愛國人士說得義無反顧，他才毅然接受這艱巨的工作，並且提出“地無分東西南北，人無分男女老幼，均應抱定為國奮鬥之決心，與敵作殊死戰”。所述並非改造社會，創造戰時體製，而是精神勝於物質，人人咬緊牙關救亡圖存。所以在他看來，無形之中，他與全國國民已訂有一種國民公約。
“5月31日”
(一)古人以身苦心樂為修身養生之道，今餘終日身勞心苦，毫無快慰可言，而又強顏悅容以應世，不亦殆乎，但終身有憂處，終身亦有樂處。天下無易事，天下亦無難事。凡事有敗必有成，亦有成必有敗。今日認為惡因者，或適為他日之善果。而今日所獲之惡果，在昔及反認為善因者。以此證之；無事不在矛盾之中，並無絕對之善果也。是在反求諸己而善運用之耳，何自苦乃爾。
(二)上月為外交逆勢最劣之一月，本月則為軍事逆勢開始之一月。於政治、外交、軍事等之處置，獲一難得之經驗，此乃上帝使我動心忍性，自反自製之良機。餘不僅不以為悲，而反增我自立自強之決心也。
(三)患難危急之來，唯有在己者可恃，而在人者尤其外援更不可靠也。若有絲毫依賴之心不僅無補於事而且成為他人之奴隸矣！此時除求其在我，力圖自強以外，決無其他挽救之道。
(四)豫長水鎮敵寇之戰車，完全為我中美聯合空軍所擊毀，於是其占西安之野心亦被我阻遏，此乃大局轉危為安最大之關鍵。美國空軍之援助，末始完全無效耳。
(五)豫戰未完而湘戰又起，敵寇既打通平漢路，其勢必企圖再打通粵漢路，以在東亞大陸決戰之基礎。當此嚴重局勢，美國對於已存儲在成都之區區空軍油料猶靳而不予以濟我燃眉之急，而兩召史迪威，亦避而不來，唯陳納德竭誠援華為可感也。
宗教信仰與哲學思想同為蔣介石內在力量之來源。我們站在唯物的立場看著他身為統帥，猶抱著唯心的宗旨，不免認之為迂闊。其實他從未在任何情形之下，完全拋棄現實。他的經常辦法是先在抽象觀念之中把消極的形態，說成積極，使他自己得到慰勉之後，再對付實際的工作與情況，有如他在日記裏檢討1944年5月之所述。
“6月16日”
“昨晚，美超級空中堡壘(B―29)由成都起飛，轟炸倭國北九州之八幡製鐵煉焦廠，唯47架之中有2架失蹤，餘皆安全返回基地。
“又美海軍在中太平洋倭委任統治地塞班島登陸，是美已直向倭之心髒地區進攻矣！”
1943年11月起，美國飛機就已不斷轟炸日本本土。但由中國本土成都的轟炸機基地出動飛機轟炸日本本土，則是從1944年6月15日開始的。
提起成都的轟炸機基地，必然要提到這基地的修建。這中間有一段插曲。
1944年1月5日，羅斯福總統給中國政府發來一封信，正式拒絕了蔣介石對經濟援助的要求。因為中國政府沒能製止通貨膨脹，沒能取締貨幣投機和修改美元與法幣的十分不合理的彙率，同時沒能充分承擔緬甸作戰任務。
蔣介石對美國政府的態度十分不滿意。他認為美國在做一筆“商品交易”，而且羅斯福在信中的措辭也不是一個盟國對另一個盟國的口氣。因此，蔣介石憤慨地致函羅斯福，含糊其辭地警告說，中國可能不得不退出戰爭，並揚言要停止幫助修建美國在成都昆明等地的轟炸機基地。
對於蔣介石要退戰爭的威脅，美國並沒放在心上，此時的中國戰略地位在美國人眼裏已失去了原來的重要性；對於在中國修建B―29遠程轟炸機基地，美國認為不可廢止。
關於修建機場的費用，原來中美有個協定，即由中國先供給美方所需物資與人力，用記賬方式賒欠，戰後一並結算。這時，蔣介石對美國不友好的態度予以回擊，提出由於中國經濟困難，要求美國撥還修機場的欠款。蔣介石派孔祥熙赴美辦理此事。羅斯福不給蔣介石10億美元貸款，但沒有理由拒付修機場的貸款。可是美國財政部不同意按1美元兌換40元法幣的官方彙率折算，因當時黑市上1美元可兌換120元法幣。孔祥熙據理力爭，說美國在華人員均按官價兌換，收進付出不應兩價。羅斯福出於無奈，隻得命財政部先撥還一部分，其餘戰後結清。孔祥熙為蔣介石索回1億多美金現鈔，立了一大功。但孔祥熙卻借機大肆貪汙，並以20元法幣折算1美元的彙率，私分了中央銀行庫存的美金債券，從中套取美金，牟取暴利，發了國難財，造成轟動全國的“私分美金債券案”。但其結果隻是撤下孔祥熙的財政部長職務，此案不了了之。
而當時為了修建B―29飛機機場，四川省從各地聚集了四十萬民工。男女民工，還有童工，攜帶工具和九十天的口糧，步行前往工地，用肩挑，獨輪車推土，還有女工背上背著孩子整天砸碎石。機場占用了農民千百年來用辛勤的汗水開墾的良田。但為了抗日，中國的農民毫無怨言。九十天後，六座飛機場全部完工交付使用。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所做出蘊藻浜的自我犧牲，使美國人都讚歎不已。
蔣介石日記中所說的6月15日由成都起飛，執行轟炸倭國北九州之八幡製鐵煉焦廠”任務的是美國軍第二十航空隊的超重級轟炸機群，從此以後，美軍不斷地由成都出動飛機轟炸日本本土，以及東北鞍山等工業地區。
另外，美國在太平洋戰場已占優勢，由於“跳島作戰”成功和艾塞克斯級航空母艦誕生，在太平洋掌握了海、空控製權，開始了向日寇心髒地區的進攻。這些都是可喜的，但也由此導致中國再陷困境。
“6月30日”
據其在各地觀察及所得之報告認為：中國行將絕望。其悲觀心理一至如此，此乃受其黨反動宣傳之影響；而我軍事之失敗，更是增加其失望也。
困處逆境已有半年，而以本月為最甚，不知尚有不測之患乎？推其主要原因，實由於羅斯福總統被親共分子所包圍，以致其態度突變；因之，我國政治、社會心理動蕩，繼之以軍事節節失利，遂致陷今日窮蹙之境也。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時存在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是承認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及其領導者共產黨，主張和這股力量合作，去抗擊日寇，史迪威是持這種意見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另一種是隻承認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支持中國的反動勢力。而羅斯福則清楚地看到，在中國，真正堅持抗日的是中國共產黨；蔣介石不但“不打日本人”，反而“把他大部分最精銳的軍隊駐紮在西北――紅色中國的邊境上”。事實盡管如此，但羅斯福還是表示：美國在中國“不得不依靠”蔣介石。（小羅斯福：《羅斯福見聞秘錄》V２，第146―154頁。他在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期間，曾經說過上述的那番話。）
然而，1944年3、4月間中國戰場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正麵戰場戰局不利，政局危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打退了蔣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後，開始實行局部反攻，八路軍、新四軍及解放區有了迅速發展。
這一切，使羅斯福震驚和失望，當時美軍在緬作戰正處於艱苦階段，他擔心國共兩黨勢力的消長，會打亂美國的軍事部署。為此，羅斯福一方麵授意蔣介石與中共談判，並於6月派副總統華萊士，以“調諧國共關係”為名來中國活動，對蔣介石施加壓力，對共產黨問題尋求“和平解決”，緩和廣大人民的不滿情緒，加強抵禦日本的軍事能力；另一方麵，企圖通過談判方式誘使中國共產黨把軍隊交給國民黨。
羅斯福的用心可謂良苦，對蔣介石的支持也可謂專注。但蔣反卻誤解了他，認為“其態度突變”，是“被親共分子所包圍”。
蔣介石所說的“親共分子”當然是指史迪威。
然而，他判斷錯了，羅斯福是何等樣人，豈能為他人左右？！若說羅斯福聽了史迪威的話，也隻能使他更全麵地了解了中國的兩種命運、兩個前途激烈鬥爭的現實。使羅斯福的對華大政方針，還是由他本人來拿，他不過是出於維護其美國切身利益，對政策做了調整。
蔣介石與華萊士6月21日至24日圍繞共產黨問題作了四次長談。
華萊士首先表示美國、蘇聯對中國的看法：
“美國駐莫斯科大使聽斯大林說起：蘇聯對國民黨政府不滿，希望國民政府容納共黨力量共同抗戰。斯大林並明言，中國共產黨無理論之立場，並非真正共產主義者，且與蘇聯無甚關係。斯大林表示：希望美國介入中、蘇關係之改善，但此僅為從中疏解，而並非希望其居仲裁地位。
“美國不輕易放棄對蘇聯的關係。但美國已向蘇聯表明：美中關係為美國遠東政策的基石，決心承認蔣委員長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為唯一政府，援助到底。
“關於共產黨問題，羅斯福總統絕無偏袒之意；如果國民政府同意，彼當不惜一試，以公正態度進行國共之調解。”
對於華萊士的這番話，蔣氏依然譏為是“受共黨反宣傳之影響”，於是，他乘機說起共產黨的壞話。他說：
國民政府原望與共黨合作，但共產黨不願如此，到處非法亂行，反而宣傳‘中央歧視共黨’；且到處襲擊政府軍，而喧嚷‘被中央軍攻擊’；不聽中央命令，為所欲為，卻叫囂‘中央不民主’。
共產黨的陰謀目的，有下列四點：
一、乘抗戰未勝之前奪取政權。
二、抗戰失敗，就是共黨成功。
三、破壞國民政府信用，使中國孤立，以達其俄國獨占之目的。
四、使美國政府與輿論壓迫國民政府滿足共黨要求。”
這真是顛倒黑白、賊喊捉賊的故伎重演。在他向華萊士說明國民政府對中共方針時，露出了“趕盡殺絕”的真麵目：
一、中共軍隊接受政府指揮，歸政府統轄，不準另有其他名目之軍隊。
二、陝北區域，不得擅設違背中央之別種製度，應於其區域內之商民營業、教士傳教不加阻礙。
隻要實行以上二項，則中央保障共黨之地位，保障其受編之軍隊與其他軍隊同樣待遇，而且還可同其他軍隊派遣美國軍官為之訓練。
三、隻要共黨無獨立之軍隊，無割據之區域，此等軍隊與區域歸還中共以後，則中央可提前實行憲政，不必待至戰後一年之內。”
這些話毋須詮解，華萊士聽得很明白，但他還是要求國民政府進行一些政治改革，勸其接受調解與共產黨合作，以加強對日作戰。
蔣介石找出種種借口拒絕接受，但在華萊士的堅持下，他勉強同意美國出麵進行國共之間調解，但他卻向美國特別強調如下要求：
一、中國人民之心理，視共黨為國際化之第五縱隊，而非真正本國之軍民。
二、中共無信義，唯欺人以達其目的。羅斯福總統在調解方麵，應充分考慮其所帶來之利害。
三、我政府必委曲求全，對中共達成政治解決之方針。
四、甚願美國不為共黨之宣傳所迷惑，借美國輿論及政府力量，以壓迫我政府對共黨遷就或屈服之陰謀。
五、對中俄關係，甚願美國從中斡旋，如能促成中、俄，或中、俄、美會議，自所希望。”
對華萊士提出的美國軍事觀察組訪問共產黨地區一節，蔣介石也勉強表示同意，不過，他又相應地提出一個條件，要求美國召回史迪威將軍。
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在中國兩周的訪問時間裏，真正體會到“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的真正涵義，對蔣氏有了進一步了解，他的印象是：他把國民黨比作俄國被布爾什維克推翻的亞曆山大、克倫斯基，認為蔣介石集團“差不多寧願敗在日軍手裏，而無論如何不願眼看著中國的舊製度垮台。”
華萊士經過思考後，從昆明向羅斯福發了如下電報：
“蔣充其量隻是一個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們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智慧或政治力量。戰後中國的領導人將在演變中或者革命中湧現，而現在看來更可能的是在後一種情況中湧現。”華萊士雖然對國民黨及蔣介石作了長篇大論的批評，但最後的結論卻是：“除支持蔣介石以外，好像也沒有別的辦法。現今中國的任何領導人或集團顯然都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接管這個政府”，美國能夠做到的隻有設法“影響”蔣介石。
華萊士的結論，來自蔣氏的“自畫像”，並非美國“親”了“共”。
至於，國民黨軍隊在日寇進攻中的“節節失利”也都算到“親共分子”所造成的“政治、社會心理動蕩”上來，也未勉過於牽強。說到底，不過是自己在中國的一種“遁詞”罷了。
“7月7日”
本日為七七抗戰7周年紀念，美羅斯福總統雖仍來電祝賀，不料其又突來一電，即以中國戰局危急，欲派史迪威在我直屬之下指揮中國全部軍隊，並以一切租借物資置於史支配之，言明共產黨員軍隊仍在其內；是其必欲幹涉中國之心，昭然若揭矣！餘於此不外拒絕、接受與緩和之三種方針，以為應付之道；後來決心以緩和處之。
局勢至此，若不自立自強，國家民族亡無日矣！今日之事，唯有奮鬥圖強方能挽救也。
這“突來一電”是指7月6日，羅斯福采納了史迪威建議，給他發來的口氣強硬的電報，電報中說：
“我決定給史迪威晉升為上將軍銜，並希望你趕緊考慮把史迪威從緬甸召到中國，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揮下統帥所有中國軍隊和美國部隊，包括共產軍在內，讓他全麵負責，有權協調和指揮作戰行動，阻止日軍的進攻浪潮。我認為中國的情況非常嚴重，如果不立即采取果斷而適當的措施，我們的共同事業就會遭到嚴重的挫折。”
是的，“中國的情況”的確“非常嚴重”！自日本天皇於1944年3月發動“一號作戰”(豫湘桂戰役)以來，蔣的軍隊連連潰敗，日軍6月下旬，乘勝南下進攻中國空軍基地，交通樞紐中心、戰略要地――衡陽。衡陽已是“大火熊熊，萬丈紅光，全城化為火海，尤以房屋坍塌與生靈塗炭，極盡人間慘狀”蔡汝霖：《衡陽保衛戰》，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守軍傷亡慘重。進而，日軍迅速侵占了河南、湖北和湖南大部，打通了北京至長沙的鐵路線。
蔣軍的這種大潰敗，給羅斯福造成很壞的印象，他認識到中國軍隊必須改組，蔣本人指揮無方，於是毫不客氣地在“來電祝賀”“七七抗戰7周年紀念”同時“又突來一電”。
盡管如此，向一個主權國家指手畫腳，並強硬地索取對全國軍隊的指揮權，這在通常國際關係中是難以想象的事情。
但是，在此敗北之際，急需美援之時，蔣介石不好硬頂羅斯福，而采取了“應付之道”：先是表示願意接受羅斯福的建議；接著婉轉地說明要有個“準備階段”，否則將他的軍隊交出去，史迪威也指揮不好；最好，他向羅斯福要求派一名美國聯絡員，由聯絡員來“全權調整我和史迪威將軍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