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
美英新約不能在元旦如期舉行，乃為平生遺憾，更知外交被動之苦也。
蔣介石考慮再三，實逼無奈，最後答應將九龍租借地暫時擱置，以此作為讓步，以期1943年元旦能順利簽署新約。可是，時間一到，英國又變了卦，片麵地提出要求延期，而美國也亦步亦趨地湊熱鬧。於是，蔣介石熱切盼望的簽署新約不得不延期。這實在是令人焦慮的事情。難怪蔣介石在日記中哀歎道：“乃為平生遺憾，更加外交被動之苦也”。
“1月10日”
美國對新約一再延擱，以致日汪先行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消息，殊為遺憾。一般人士雖明知偽約為兒戲，然而中美新約繼其後發表，未免因之減色。
正當新約延期簽署之際，汪偽政權與日本帝國主義搶先演出一幕滑稽戲。汪偽政權於1943年1月9日對美英“宣戰”。並於同一天，宣布日本廢除對華的不平等條約，交還租界，並簽署所謂新約。
蔣介石見此情況，甚為不快，認為晚於汪偽政權宣布廢約大事，“未免因之減色”。於是，他急迫地向美英敦促，並說明其中利害，讓兩國抓緊與國民政府簽署新約。
美英終於在1943年1月11日，與國民政府簽訂了新約，廢除不平等條約。
在新約上，對於九龍租借問題懸而未決；不過，國民政府在簽約的同時正式向英國提出照會，聲明保留收回九龍的權利。
“5月26日”
此次俄國取消第三國際，乃積極與美合作之表示，日本必知之甚明也。
1943年4月，蘇聯因斯大林格勒的勝利，開始戰略上的反攻，無暇顧及到新疆的問題，加之無意與國民政府弄僵關係，因此同意將駐在哈密的紅軍第八團與武裝警備隊撤走。
6月，中國軍隊進駐哈密。
在此期間，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許多國家建立起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因此共產國際決定1943年5月22日宣布解散。6月10日正式解散。蔣介石認為，共產國際之解散原因是受美國力量的影響。因為美國注意到共產國際指導下的各國共產黨(包括中國)所“策動”的“叛亂”工作，故而以對蘇聯給予軍事援助為交換條件，壓迫斯大林將共產國際解散。
這是一方麵原因，但更重要的還是基於變化了的形勢需要。共產國際在捍衛、宣傳馬列主義，加強各國共產黨和革命者的聯係，培養幹部等方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它的曆史任務基本完成。
“6月28日”
今日下午約彼來見，問其所說海軍兵力數量等之文件帶來否；彼答：“此不能交任何人，譯文故未帶來。”後複轉口稱：“回去可交商主任代陳。”乃商攜其所交來之譯文，即羅斯福總統前日寄我電報之同樣文字，而未將餘所索之海軍兵力表呈報。可知此人無常識、無人格，實難令人想象者，閱之痛恨。餘令商前往斥責，彼方將此件隨函送來，但仍未完全。史之愚頑、卑陋，實世所罕有；美國有此軍官，而其長官馬歇爾且視為一等人才，豈不怪哉！
這裏所稱的“彼”，是指史迪威。蔣介石何以對史迪威那樣地積怨，竟說“此人無常識、無人格，實難令人想象者，閱之痛恨”，“愚頑、卑陋，實世所罕有”！
真是，提起來話長了。
1942年1月3日，由美國總統羅斯福提議，盟國單獨開辟中國戰區，成立中國戰區盟軍統帥部，蔣介石出任最高統帥。蔣介石為感激羅斯福，便請求美國委派一位將軍來華擔任中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美國答應了蔣的請求，由美國參謀總長馬歇爾推薦其老部下、好朋友、陸軍中將史迪威出任此職。
史迪威(1883―1946)，美國西點軍校步兵科畢業，是職業軍人。1920年至1923年，曾來北京學習華語，後來在美國天津駐屯軍任第15步兵團營長、代理參謀長。1935年起任美國駐華使館武官。抗日戰爭開始後，曾去武漢、開封、徐州、台兒莊、德安等地視察，向美國財政部代理人卜凱建議援助中國抗戰。由於史迪威先後在華10年，他對中國的民俗風情頗為熟悉，而且粗懂中國語言，能用中文會話，在美國人之中被稱為“中國通的中國通”。1939年5月返回美國。1942年1月奉羅斯福令任中國戰區參謀長、中緬印戰區美軍司令官、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對華租借物資管理統治人，滇緬公路監督人、在華美國空軍指揮官等職。
1942年3月3日，史迪威赴中國重慶途經緬甸北部要衝臘戍，適值蔣介石和宋美齡由昆明乘飛機來臘戍視察緬甸戰線，作戰事部署(當時，國民黨軍第5軍杜聿明部和第6軍甘麗初部已開進緬甸)。史迪威到專門接待外國人的波特酒家拜會了蔣介石夫婦。蔣介石對史迪威表示歡迎。但隻簡單地聊了幾句［美］巴巴拉？塔奇曼著，陸增平譯《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上冊，第335頁。。
史迪威對蔣介石的印象是：他看上去同上次見他時沒什麼變化，外表顯得還是那樣嚴肅而圓滑，活像一尊圓滑的石像，絲毫看不到經受患難或懷有憂慮的痕跡。他總是像過去那樣似笑非笑，一看他的眼神就看出是強裝笑臉。他身穿一直扣到領子的筆挺的黃軍裝，為了不讓人看到他的灰色頭發，他剃了光頭。
史迪威上次見到蔣介石，是他在美國駐華大使館任駐華陸軍武官期間的1938年12月28日，專程去陪都重慶拜會蔣介石的那一次。
當時，史迪威同蔣介石夫婦隻會晤了15分鍾，但會晤是在愉快中進行的，史迪威記載道：
“非常融洽。倆人看上去都非常健康。他們都相當坦率。給了我一張蔣介石簽名的照片，並向我表示讚許。”
然而，這次會晤，史迪威對蔣介石的看法大有轉變。他在給美國參謀部軍事情報部的報告中概述了自己對蔣的看法：
“在蔣介石的指揮係統中通常存在的混亂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是蔣介石本人直接造成的。”他“首先考慮的是由他本人控製最精銳的部隊和物資，以使自己的地位不致受到威脅。”
史迪威在他的筆記中還寫道：“蔣介石總想讓自己的部下耳目閉塞，因為他不信賴他們……因為他們如果全部什麼也不知道，就絕對不會湊到一起謀反。”委員長“從來不肯把好大炮分配給各師使用，因為他不希望自己手裏的任何東西被別人拿去，他隻讓各個師有機槍和迫擊炮。同樣，由於他存在著這種由來已久的不信任心理，他不願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他總是盤算如何把軍備省下來，留待將來他的地位一旦受到威脅時使用”。
難怪人稱“中國通的中國通”，史迪威對蔣介石簡直是了如指掌，對其分析得深刻透徹！
史迪威對蔣介石的了解遠在其任武官期間既已有成見。那時，他為給美國參謀部情報部搜集情況，到過中國許多地方，接觸過國共兩黨許多的軍政要員。當時，他對蔣介石的評價是：在這些年裏，黃埔集團形成了聯盟，使蔣介石有了一批門徒。他並不像孫中山博士那樣通過政治啟發，使人效忠與尊敬他，而是靠使人印象深刻的個人魅力。他身體修長，言談簡潔，臉上毫無表情，但一雙眼睛很機敏，好像一個人帶著假麵具以犀利的目光洞察一切。他的卓越才幹不在軍事上而在政治方麵。他這種才幹是在各個派係和各種陰謀之間玩弄奧妙的平衡術而鍛煉出來的，因此人們把他稱為“不倒翁”。
史迪威藐視蔣介石及其嫡係高級將領。他背地裏稱蔣介石為“花生”(可能是因為蔣介石的光頭中間有些道棱)，稱何應欽、陳誠等為“一籃子花生”。
史迪威以“醋性子喬”(意為尖酸的家夥)這個綽號著稱。1942年3月6日，史迪威在重慶正式向蔣介石報到時，說明其來華職責有六項：
1、美國總統的代表：
2、駐華美軍司令官；
3、駐華空軍司令官；
4、對華租借物資監理官；
5、滇緬路監理官；
6、中國戰區參謀長。
其實，這些官職都是羅斯福任命的，然而，史迪威在蔣介石麵前以傲慢的神氣強調他是美國總統的代表，而忽視作為蔣統帥的參謀長這一職務，並提出在緬甸作戰的中國軍隊，要他全權指揮，蔣介石當然不高興。史迪威走後，蔣介石麵部陰沉地獨坐在會客室裏，久久沉默不語。
蔣介石與史迪威分別作為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與參謀長，合作剛一開始，彼此便有了芥蒂。這預示著雙方冷戰將愈演愈烈。
1942年3月7日，日寇攻占仰光，滇緬路有被切斷的危險，蔣介石急令史迪威赴緬指揮中國軍隊作戰。中國遠征軍第5軍入緬作戰後幾乎全軍覆沒。本來史迪威命令杜聿 明部向印度撤退，但杜聿明不聽其命令，致使迷失方向，損失慘重。史迪威認為這是蔣介石在遙控，因此中國軍隊不聽他的指揮，他大罵蔣介石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從此，史迪威指揮中國遠征軍在印度、緬甸作戰，既不與蔣介石聯絡，也不向蔣作任何報告。史迪威認為不聽他指揮的國民黨軍將領，均以“不合作”為名，逐回中國。
蔣介石對此十分惱怒，大罵史迪威是“帝國主義者”。
蔣介石與史迪威的矛盾發展到白熱化：
1943年2月9日，史迪威向馬歇爾拍發電報，建議排除蔣介石。
羅斯福收到馬歇爾所轉達的史迪威建議之後，考慮到戰時中國戰略地位的重要，可以牽製亞洲大陸上的百萬日軍；戰後美國還可有一個人口眾多、地大物博的盟國，並可借以抵製蘇聯在亞洲的擴張勢力，同時中國又是美國的龐大貿易市場，因此依然表示要支持蔣介石。於是對馬歇爾告誡如下：
“我深覺史迪威所提對待蔣委員長的辦法大有錯誤……
“我們知道――蔣委員長經曆過多少艱辛，才得為四萬萬人民的領袖。……他是一位行政首長而兼統帥，豈可用對待摩洛哥和蘇丹酋長的辦法向其作嚴厲聲口。……”
羅斯福並電告重慶，將陳納德的空軍擴編為第14航空隊，使之獨立。
3月3日，蔣介石遵照羅斯福的提議，成立第14航空隊，特任陳納德為隊長，並晉升其為空軍少將，以此壓製史迪威的作用。
5月，華盛頓三方會議決定，撥給中國500架飛機。
5月25日，羅斯福將緬甸作戰計劃通知蔣介石，但未告知詳細計劃。其中指揮權屬誰？以及英國是否出動海軍在南緬甸配合作戰等問題都不清楚。
於是，蔣介石派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商震向史迪威索取英美參謀團會議記錄，海軍使用兵力預定表，但史迪威先是不給海軍兵力表，後經商震再次索取，史才全部交出。對此蔣介石極為不滿，到了“閱之痛恨”的程度。這便是今天――1943年6月28日日記的淵源。
“8月11日”
此一謠言，聳動美國當局。美國參謀首長馬歇爾果被其煽動，電詢子文以此事之究竟，勸我勿用武力。可知俄國謀我之切。
蔣介石雖對史迪威耿耿於懷，恨之入骨，但也不大敢過分得罪他，因蔣深知史迪威乃是馬歇爾的人，馬歇爾又是羅斯福所言聽計從無比信任的人，積多年之經驗，蔣介石知道其中利害，不能因得罪史迪威而得罪美國，因時下他正需要美國的支援。
於是，蔣介石一方麵為了安撫中國遠征軍，派何應欽到印度向中國將領傳達他的意旨：現在仍然需要忍辱負重，虛與委蛇，先領取美國的武器裝備，並利用美國訓練機構把官兵都訓練好，團結自己官兵，自己內部暗中保持整然係統。凡中國軍官與美國人有摩擦者，暫時調換職務……。總之隻要把武器裝備拿到手，美國人最後總不能把我們的部隊帶走等等。
另一方麵，蔣介石唯恐史迪威的態度影響到羅斯福，盡管羅斯福現已向中國撥來500架飛機。而且羅斯福還於5月18日向宋子文告知四點決定：
(一)自7月1日起，經由印度對中國的空運，每月增加到7000噸，其中5000噸供應陳納德的空軍，其餘2000噸屬於陸軍。
(二)印度阿薩姆機場如能按期完成，則每月空運應增加到10 000噸。
(三)5月、6月兩個月的空運物資，除每月以500噸供應陸軍外，其餘悉數分配空軍。
(四)反攻緬甸計劃，決定年底會同英軍實行。
雖然羅斯福眼下熱心援助中國的態度沒變，但難保不受史迪威和馬歇爾的影響，今後有所更變。蔣介石出於此，乃給正在美國訪問的宋美齡拍去電報，囑她不著痕跡地讓羅斯福明了其情況，電文如下：
“史迪威在華，如隻對餘個人之不能合作，則餘為大局計，必能容忍與諒解，不足為慮。但其態度與性格對中國全體之官兵與國民成見太深，彼始終以20年前之目光看我今日中國革命之軍民，不隻動輒欺侮淩辱，而且時加誣陷與脅迫，令人難堪。……
“彼根本不信華軍能作戰，更不信華軍能有勝利之望。彼之心理既對華軍絕無信心，若再欲其指揮華軍，以求勝利，豈非緣木求魚？……
“然餘為史事對於一般軍官嚴加勸誡，令與史氏合作，且尊重其意旨，俾史氏工作得以順利推進，自當用盡心力，維持友誼；唯長此以往，若時時發生此種誤會，則有不勝防製之苦。故餘為大局之前途，為作戰之勝利計，甚望羅斯福總統明了此中真相與現狀。”
蔣介石滿以為經此番“夫人外交”，可以徹底壓製史迪威，堅定羅斯福援華的信心。不想風波再起：
在此之前，史迪威向華盛頓送達這樣一份報告：
“中國人在軍事上犯有最基本的錯誤――首先，他們忽視戰略戰術的基本原理；並不懂得援助武器的用法；輕視軍事情報；司令官與暮僚之間沒有明確的命令係統；沒有建立情報網；運輸車輛和武器都未具有戰備狀況。”
接著是，史迪威的助手戴維斯在華盛頓發起“揭露中國真實情況運動”，批評蔣介石集團腐敗醜行。
最中要害的是，史迪威把蔣介石利用美國援助的錢並不是利用在抗日上麵，而是壯大國民黨軍隊，儲存豐富物資準備抗戰勝利後消滅共產黨的這一事實通過馬歇爾報告給羅斯福。
正是這個時候，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達到了頂點。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調兵遣將向陝甘寧邊區發起進攻，並欲攻取延安。
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向中外人士揭露國民黨發動“反共”內戰的陰謀，並將朱德致蔣介石、胡宗南的電文，送交美英蘇等國駐華使團。於是引起美國政府公開聲明：美英武器不供給不打“軸心國”的國家。以示抗議。蘇聯也表示不讚成蔣介石發動反共內戰。
這是鐵的事實，並非什麼謠言蠱惑所致，也非美國參謀長馬歇爾被史迪威所煽動。一切的後果，當由蔣介石本人負全責！
“9月11日”
共匪猖狂之目的，在引起內亂，破壞抗戰局勢，減低政府威信與喪失國家在國際上之地位。故其唯一陰謀，在激怒我向匪進攻；如我進攻時遷延不決，則匪勢更張，國際輿論對我更劣；如我速戰速勝，則匪不過遷移地區，不能根本消除其匪黨，而我國內戰既起，複不能根本解決，則國家威信仍有損失。無論勝與不勝，而一經用兵追剿，則彼之目的達矣！
故對匪決策仍取守勢，圍而不剿，必須用側麵與非正式方法以製之；萬不宜公開或正麵的方法以求解決也。
1943年春，歐洲戰場形勢很好。蘇聯紅軍在斯大林格勒戰役取得了偉大勝利。這是一個關鍵的劃時代的戰役，蘇軍從此開始了戰略反攻，迫使德軍轉入戰略防禦。實現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偉大轉折。
1943年5月13日，北非戰場上最後一部分德意法西斯軍隊向同盟軍投降。
7月10日，美英聯軍一鼓作氣，在意大利西西裏島登陸。
8月16日占領全島，並威脅整個意大利本土。這一形勢加速了意大利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終於把法西斯頭子墨索裏尼趕下了台。
9月3日，意大利政府向盟國投降。至此，歐洲法西斯陣線土崩瓦解。
太平洋戰場的形勢也鼓舞人心。美軍1942年五六月間在珊瑚海和中途島的戰鬥中給日軍以沉重打擊。隨著1943年的到來，日本帝國主義開始走上了下坡路。
2月間，美軍攻占了瓜達爾卡納爾島。日軍在此島遺留下戰死、餓斃的25000具屍體而敗退；其後，在聯軍反攻之下，所羅門群島、新幾內亞東部的日軍皆陷入死亡邊緣的苦戰境地。由於美國海空軍的封鎖，日軍補給斷絕，太平洋占領區糧食、彈藥儲存殆盡。整個太平洋戰場轉入戰略反攻，迫使日軍轉入了戰略防禦。
4月18日，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山本五十六因所乘飛機在所羅門島上空被美軍飛機擊墜斃命。
5月29日，阿留申島和阿圖島的日軍守備隊全軍覆沒。
盟軍在太平洋一帶恢複了製海、製空權，為日軍所占領的一些島嶼相繼被奪回，縮小了對日本的包圍圈。
在中國戰場上，日軍在中國人民持久抗戰特別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戰場人民戰爭的打擊下，受到很大消耗和削弱，其部隊士氣低落，厭戰反戰情緒日益增長，士兵投降自殺者日益增多，戰鬥力大大下降。
縱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整個形勢，全世界的人民看到了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曙光。
蔣介石當然也十分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他心中暗忖，中國抗戰的勝利已穩操勝券，最可怕的敵人再也不是日寇，而是日益強大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人民軍隊。他尤其擔心抗日戰爭的勝利後，全國人民更加覺醒，共產黨和民主力量更加壯大，其獨裁統治將難以為繼。於是，迫不及待地準備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蔣介石為大造“反共”輿論，於1943年3月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一書。這本書是由當過漢奸的陶希聖依照蔣介石的旨意捉刀代筆、又經蔣的審閱修改而成。
這本書共八章，近20萬字。內容是他對中國曆史和中華民族文化發展變化的認識以及滿人入主中原後，對中國民族意識的摧殘、中國的迅速衰弱以及中國的各種不利影響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重大意義。書中還介紹了民國和北伐曆史以及他“反共”的原因；“中國革命”的根本哲學問題；“中國革命”與世界的關係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