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
我國簽字於共同宣言，羅斯福特別對子文表示：歡迎中國列為四強之一。此言聞之，但有慚愧而已！
1941年12月9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致電蔣介石，為中國抗戰四年半而重申敬意，並呼籲共同努力打倒日本。
12月10日，蔣介石發出肯定團結與友誼之意的複電如下：
“際茲文明遭遇悲劇之時，美國亦受狡詐侵略者之攻擊。中國對於美國所曾給予之援助與曆史傳統之友誼，重申其永誌不衰之感。現時我國已對共同之公敵而作共同之奮鬥，中國自當貢獻其所能及其所有，期與友邦美國以及各國團結一致，奮鬥到底，必使太平洋以及全世界人類正義在野蠻暴力與無窮詭詐之空前劫運下獲得解放而後已。”
12月11日，美國對德、意兩國宣戰。
同日，德意兩國向美國宣戰。
至此，歐洲大陸的戰局和亞洲太平洋的戰局，已經名副其實地形成“一個戰爭”；而中國的抗戰，也從此具有反軸心國聯合戰線的性質。
就在美與德、意兩國互相宣戰的當天(12月11日)，蔣介石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斯大林，提議召開反軸心國聯合軍事會議，並通過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團長馬格魯德轉達建議如下：
(1)請美國提出五國聯合軍事行動的具體計劃，並以華盛頓為聯軍政治與軍事中心。
(2)在蘇聯未對日宣戰以前，請美國提出香港、菲律賓、新加坡、緬甸、荷印(印度尼西亞)之間的聯合軍事行動具體計劃。
(3)五國初步談判的地點應為重慶，其永久地點待討論決定之。
(4)由美國提出五國軍事互助協定方案。
羅斯福立即複電同意，其電文如下：
“立即發動步驟，準備一致行動，以抵禦共同敵人，應視為異常重要之舉。為達成此項目的起見，本人建議：由閣下最遲於12月17日在重慶召集聯合軍事會議，交換情報，並討論在東南亞戰區最有效之陸海軍行動，以擊敗日本及其同盟國。本人並建議：參加該會者，應為英、中、荷、蘇及美國代表；同時本人可立即派勃蘭德將軍為美國代表，由馬格魯德將軍副之。本人並希望――此等初次會議，或可產生一永久機構，以設計及指揮我等共同之努力。”
對於聯合軍事會議的提議，丘吉爾也複電表示讚同。
斯大林複電雲：“蘇聯現負對德抗戰之主要任務，不宜將力量分散於遠東。”從中可以看出態度是消極的。
荷蘭也流露出不甚積極的態度。
但中、美、英還是堅持召開，會期定於12月30日在重慶舉行。
1941年12月30日，聯合軍事會議在重慶如期召開。蘇聯、荷蘭未到會，隻有中、美、英參加。
會議由蔣介石主持。
在預備會議上，英國軍事代表魏菲爾將軍提出三點要求：
1？加強在緬甸的空軍力量。
2？請將美國根據軍火租借法案已運到緬甸援助中國武器中的一部分撥供保衛緬甸之用。
3？請中國軍隊協助保衛緬甸。
這三點要求反映出英國隻重視它自己的利益，並且表現出輕視中國國防的態度。但蔣介石為顧全大局，還是采納了魏菲爾的提議，並重行說明聯合軍事會議的意義如下：
“魏菲爾將軍報告之三點，皆屬專門技術問題，餘茲同意其原則。蓋餘主張集中器材與集中人力為製勝之必要條件。英、美之戰爭，即為中國之戰爭，反之亦然。
“此次開會動機，係最近由羅斯福總統來電建議，今該會已正式在重慶成立矣，此實為太平洋各國代表第一次之正式會議，此次集會之主題，則為研究在東亞最有效之陸海軍行動，以擊敗日本及其同盟國。此即為羅斯福總統來電最後之一句。
“故除業已‘討論之三點’(魏菲爾提議)而外，本會主要任務為按照羅斯福總統建議――擬定整個計劃及組織永久機構。”
聯合軍事會議上，中國主張：規劃是以兼顧整個亞洲地區的戰略，向美國羅斯福總統提出報告。
會議經過長時間討論後，達成協議。將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勃蘭德將軍的草案修改為“遠東聯合軍事行動初步計劃”，向羅斯福總統報告，其主要內容如下：
1？仰光與緬甸和中國繼續抗戰關係重大，使免受敵方攻擊為當前要著，目前應盡現有實力，對日軍發動空軍攻勢。
2？繼續以器材供給中國。
3？中國軍隊繼續對日發動軍事行動，牽製日軍於其戰線。
4？希望在美國組織之總機構能早日實現。
(另外兩項從略)
在華盛頓方麵，美、英兩國首腦羅斯福與丘吉爾自12月22日起連續舉行會議，製訂同盟國合作體製，並擬就聯合國宣言草案。
1942年元旦，聯合起來共同對德、意、日法西斯作戰的26個國家在華盛頓發表了《聯合國共同宣言》，在宣言中相約：
“加盟諸國，應各盡其兵力和資源，以打擊共同之敵人，且不得與任何敵人單獨媾和。”
這與中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當天向美、英、蘇三國所提建議書的內容是一致的。
1941年12月23日被蔣介石任命為外交部長的宋子文代表中國出席並在宣言上簽字。宣言在開列簽字國順序時，羅斯福最初親筆把中國排在僅次於美國的第二位，再下麵是蘇聯和英國，後來，他又把英國改排在第二位，把中國排在第四位，再後麵則是其餘22個國家，依字母順序排列簽字。即使這樣，中國也成為《聯合國共同宣言》的四大領銜簽字國之一。
1月3日，羅斯福建議盟國單獨辟出中國戰區，成立中國戰區盟軍統帥部，蔣介石出任最高統帥。
蔣介石在這天日記中表達了自己欣喜得意之情。在1月份反省錄中此情此意更是躍然紙上：
“26國共同宣言發表後，中、美、英、蘇四國已成為反侵略之中心，於是我國遂列為四強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國戰區最高統帥之後，越南、泰國亦劃入本區內。國家之聲譽及地位，實為有史以來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虛名之容，能不戒懼乎哉。”
“1月11日”
此次長沙勝利，實為“七七”以來最確實而得意之作。
這是指第三次長沙會戰之勝利。
這次會戰於1941年12月17日開始，至1942年1月15日結束，曆時28天。
湖北、鄂南之日軍在第十一軍司令官阿南唯磯指揮下，以第三、第四十師團和獨立第九旅團為基幹，配以炮兵、工兵、戰車和艦艇部隊，約7萬餘人。這時的日軍，由於全力傾注於太平洋戰爭，不僅阿南所部已被抽出一部分兵力，而且從第二次長沙會戰後，武器彈藥均未得到補充。在兵員減少、糧彈均缺的情況下，阿南唯磯仍然決定日軍冒險深入。
1942年元旦，敵兩個師團主力，猛攻長沙，國民黨軍李玉堂部沉著應戰，同時，我嶽蒙山炮兵也適時予以火力支援，重創敵軍。
1月2日，敵增兵長沙，激戰4晝夜，我陣地屹然不動。
1月4日，國民黨軍在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指揮之下，以第十九、二十七、三十集團軍為主力，吸取第二次長沙會戰的教訓，采用“後退決戰”、“爭取外翼”的作戰方針，將日軍誘至長沙附近後，自三方麵對日軍形成反包圍，並切斷其後路。敵陷重重包圍之中，死傷慘重。
1月4日夜，敵開始突圍撤退，我軍緊追不舍，大量殺傷敵人。
經過10餘天苦戰，將長沙周圍之敵全部肅清，恢複到會戰前的態勢。這次戰役殲敵5？6萬多人，繳獲機槍115挺，步槍1138支，炮11門，馬270多匹，在國內外頗有影響。美國海軍部長興諾克斯說：“這是所有同盟國家的勝利。”
蔣介石在《國軍入緬作戰經過和決心與我軍對世界戰局演變應有之認識和準備》中總結如下：
“敵人此次……不僅要占領長沙，而且希望進一步侵占衡陽，打通粵漢鐵路。……
“現在，敵人對於香港、越南、泰國等地軍隊補給，都靠海上運輸，將來必然遭受英、美各友邦空軍的威脅；如果它打通了粵漢路，就可以從朝鮮的釜山由火車直達廣州、香港，就不怕補給被截斷，這是敵人最高的戰略。……
“賴薛長官以下各軍、師長及一般官兵人人抱定必死的決心，卒使敵人始終不能竄進長沙市區一步。
“現在，我們增援各部隊亦已經在長沙東南北三麵開始攻擊敵人的側背；同時，在敵人後方我軍更有強大部隊布置就緒，準備隨時襲擊敵寇。到昨天為止，敵人的陣線已經全部動搖，今後在300公裏以內的地區，他要想退出去，絕不是容易的。……
“當此反侵略各國戰事初期失利之時，我們在長沙方麵能獲得如此空前的勝利，不僅可以安慰全國民眾，而且可以告慰於世界友邦。”
“4月12日”
英印交涉，已經破裂。英人寧讓倭寇侵印，而不許印人自由，以為於戰後我同盟國勝利時仍可無條件統治印度，是不願印度自由參戰以增加同盟各國之實力，此種自私之心，惡劣極矣！
隨著歐戰的爆發，特別是日本攻占了英美在太平洋上的領地之後，印度作為英國的經濟、軍事基地的作用更加增強了。
在英軍中有200多萬印度士兵。印度把糧食供給300萬人的英印軍、南非軍以及美軍和中國軍隊。印度工業為這些軍隊生產被服、裝備、彈藥和輕武器。英國政府把軍費重擔轉嫁在印度人民的肩上，戰爭使印度幾乎耗去30億英鎊。除物資損失外，戰爭還奪去了印度許多人的生命。
然而，由於戰爭而產生的客觀因素，軍隊對於工業品、武器裝備和被服的大量需要及外國列強忙於戰爭而競爭的削弱，印度工業的發展速度加快，印度大資產階級的積累大為增加。
蘇聯和中國人民反法西斯鬥爭博得印度人民的極大同情。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當中反法西斯情緒日益增長。
然而，印度人民與英國共同進行反對希特勒德國和軍國主義日本的鬥爭願望受到國內殖民製度的壓製。印度有識之士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民族的無權地位，因而在反法西斯情緒增長的同時，印度人民對英國殖民主義者的對抗情緒也在增長。因此，進步人士和國大黨提出，印度人民站在反法西斯聯盟方麵參戰的條件是準予印度獨立，作為走向獨立的第一步是成立責任製國的政府。
英國當局想要利用包括國大黨成員在內的一些社會人士的反法西斯情緒，為了同他們建立合作於1941年12月把一些國大黨領導人釋放出獄(這是1940年10月，以甘地為首的國大黨領袖依據本黨決議宣布開展不合作運動。就在運動剛開始時，幾乎全部國大黨的領導人遭到逮捕)。
1942年1月初召開的國大黨會議與英國當局期望的相反，重新宣布拒絕在戰爭中支援英國。會議決議指出，在印度成立真正的國民政府之前，國大黨將不同英國政府合作。
日本帝國主義乘此機會妄圖像在緬甸和馬來亞所幹的那樣，利用印度人民對英國殖民主義者的仇恨為自己利益服務。高喊什麼“把英、美趕出亞洲”、“亞洲是亞洲人的”等口號，對印度人民施展懷柔政策，扶植印度的“親日反英”勢力，在緬甸建立以親日派蘇？錢？鮑斯為首的“自由印度”政府，並在他的指揮下開始把被俘的印度士兵編組成“印度國民軍”，打算利用這支軍隊入侵印度。
在這樣情況下，如果日本移兵攻擊印度，則失去民眾支持的英軍，將立即土崩瓦解，甚至如果印度民眾脫離同盟國或是站到反同盟國的立場，則對於同盟國來說，實在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基於此種緊急情況，蔣介石於1942年2月4日至21日偕宋美齡出訪印度。
蔣介石訪問印度的目的，一是加強在印度方麵的中、英協調；二是站在同盟國領導者之一以及同為亞洲人的立場，要勸說英國和印度國大黨雙方冷靜地促膝會商，一致協同抗日。
蔣介石分別會晤英國駐印度總督林裏資哥與印度國大黨民族解放運動領導人甘地、尼赫魯等人。但雙方都不肯讓步。英方對蔣介石的勸說拒不接受，不肯變更其一向對印政策；印方列舉英殖民主義者自統治印度以來的各種迫害事實，詳細說明其“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起源與成效，並表示：自此之後，仍將堅持此一主義，鬥爭到印度獲得自由為止。
蔣介石在2月18日中午，於加爾各答的一個公園裏與甘地會晤時對其勸說道：
“中、印兩大民族，占全世界人口之半數，故欲求世界人類完全解放，則必須先獲得中、印兩民族的自由與解放。
“唯革命有兩個因素――一為爭取時間，一為爭取世界同情。前者有賴於中、印切實合作，後者則完全在印度是否實行參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