坪上澆水，卻不把水管拿給鄰居，還不應該被人家指為傻瓜嗎？”
美國國會認為，美國向其他國家提供資金和補給品，讓它們繼續作戰，從而使美國本身保持非交戰狀態，使戰爭不致蔓延到美國本土，這對抱中立的美國來說是有益無害的買賣。於是國會以壓倒多數通過了提案，並第一次就批準了將價值7億美元的軍事物資提供給其他國家。
《軍火租借法案》的通過，無疑對中國是有利的。連同上年年底美國國會通過提供給中國1億美元貸款的議案，充分表明中國處於得道多助的地位。
而作為敵對一方，日本帝國主義在外受到美國等國的經濟製裁；在內經濟處於崩潰的邊緣，內閣連番改組，動蕩不安。因此，以武力征服中國已為不可能！往日企圖迅速解決中日戰爭的計劃，徹底粉碎！
“1月17日”
一、決定發表撤銷新四軍番號命令，與懲處該軍正副軍長案，文人多主和，而軍人皆讚成。此事對俄關係最大，然為國家民族之獨立自由計，若嚴肅軍紀而遭外人之幹涉，則以後國家旁落，比抗倭失敗尤惡。故決心下令嚴處，即使俄已運到我國邊境之武器與飛機停止不來，亦所不惜。此正可以測俄助我抗戰之誠意為如何也。
二、此事對內、對外與對敵國皆可發生有效而良好之反響也。
在日寇向國民黨防禦的正麵戰場發動進攻、中國大片領土淪喪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軍民在敵後卻給予日寇以沉重的打擊。在抗日鬥爭中，由於共產黨放手發動群眾，開展廣泛的抗日遊擊戰爭，使人民革命力量得到很大發展。
對此，蔣介石心存恐懼，處心積慮要加以消滅而後快。
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中國共產黨采取堅決自衛的原則，給予來犯者以有力回擊，並提出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的三大政治口號，領導抗日軍民對國民黨的反共投降活動作了堅決的鬥爭，擊退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蔣介石仍不死心。1940年10月，他命令江蘇省主席兼蘇魯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在蘇北製造與新四軍的摩擦事件，調集重兵向新四軍蘇北指揮部所在地黃橋發起進攻。新四軍在陳毅、粟裕指揮下，打垮了韓德勤的進犯，取得黃橋之戰的勝利。
在此期間，由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指揮，在華北5000公裏長的戰線上，發動了有115個團參加的“百團大戰”。這次戰役，大小戰鬥1824次，攻克敵人據點293個，殲滅日偽軍4？6萬餘人，繳獲各種槍支5800多件和其他大批武器、軍事物資。破壞鐵路470公裏，公路1500公裏，車站、橋梁、隧洞260多處，使正太路、平漢路停運1個多月，摧毀敵人大量設施。這次戰役給敵偽以很大打擊，堅定了全國人民抗戰信心，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威望。
1940年10月19日，正當八路軍在華北進行著名的“百團大戰”的時候，蔣介石指使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副參謀總長的名義向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參謀長葉劍英以及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發出“皓電”命令如下：
“……曆次不幸事件，其症結所在，皆緣於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所屬部隊：(1)不守戰區範圍，自由行動。(2)不遵編製數量，自由擴充。(3)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係統。(4)不打敵人專事並吞友軍。以上四端，實為所謂摩擦事件發生之根本，亦即十八集團軍與新四軍非法行動之事實，若不予以糾正，其將何以成為國民革命軍之革命部隊？……
“茲將前經會商並奉梳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送：
“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之各部隊，限於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到中央指示案所規定之戰境內，並對本問題所示其他各項規定切實遵行，靜候中央頒發對於執行提示案其他各問題之命令。……
此“皓電”首先對八路軍、新四軍極盡誣蔑之能事，捏造了種種罪名；接著，強令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限期1個月撤至黃河以北。並以“中央指示案”(7月間所定)的形式提出，要求把50萬人的八路軍、新四軍縮編為10萬人，取消陝甘寧邊區和其他抗日根據地。這便是國民黨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開始。
11月9日，由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向國民黨政府及全國人民發表通電，一方麵揭露國民黨反共陰謀；一方麵表示，願“顧全大局，遵令北移”。
但是，蔣介石還不放心，步步緊逼。
12月9日，蔣介石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名義下令調動。其令文如下：
“前令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各部開到黃河以北作戰；茲再分別地區，寬展時限。
“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1月30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
“現在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所有部隊，限本年12月31日止開到黃河以北地區。
“希即遵照參謀總長10月‘皓電’所示之作戰地境內，共同作戰，恪盡職守，毋得再誤。此令！”
與此同時，蔣介石密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布置包圍進攻皖南新四軍。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部隊9000餘人，在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的率領下，從皖南雲嶺等地出發開始北移，6日行至茂林時，突然遭到國民黨軍隊顧祝同、上官雲相所部7個師8萬人的包圍襲擊。新四軍廣大指戰員極為憤慨，被迫自衛，英勇還擊，血戰7晝夜，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除2 000多人突圍外，大部分壯烈犧牲，葉挺在與國民黨交涉談判時被強行扣押。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封鎖消息，掩蓋事實真相。並顛倒黑白，濫加罪名。
1月17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令解散新四軍，取消其番號，通令如下：
“據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電稱：新編第四軍……危害民族，為敵作倀，喪心病狂，莫此為甚！……瞻念前途，痛慎無已！職為應付危爭，伸張綱紀，不得不為緊急處置。……據此，著將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番號撤銷。……”
通令發出同時，第三戰區奉蔣介石之命將葉挺交軍事法庭審判。
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予以堅決回擊。並且及時地采取了必要的措施。
1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布重建新四軍的命令。
1月22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軍委發言人的名義發表談話，提出懲辦禍首、釋放葉挺、取消17日反動命令等12條解決辦法。
中共中央所采取的各項措施，得到全國人民以及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持。蔣介石在政治上陷於孤立之中。
蔣介石這頁日記，不過是他一貫反共反人民的曆史記錄，他的這一罪行將永遠刻在恥辱柱上。
“1月25日”
新四軍案，餘波未息，共黨與蘇俄皆對國際宣傳甚烈，此應早日發表其罪狀，粉碎其陰謀；俄使今正式質問，實為變相之壓迫與恫嚇，餘以嚴詞正色對之，彼乃技窮。
“皖南事變”後，共產黨對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的陰謀和暴行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首先通過報刊揭露事實真相。
共產黨在國統區辦的《新華日報》報道“皖南事變”消息，受到國民黨新聞機關的蠻橫扣壓，妄圖掩蓋事實，封鎖輿論，報上開了“天窗”。周恩來在“天窗”上題詞：“為江南死難者誌哀！”“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周恩來還親自到重慶街頭賣這份報紙，以示抗議。
中國共產黨在“皖南事變”中的立場和對國民黨的堅決鬥爭，獲得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海外同胞和國際進步力量的廣泛同情和支持。
1月12日，宋慶齡等致書蔣介石，要求國民黨當局“慎守總理遺訓，力行我黨國策，撤銷‘剿共’部署，解決聯共方案，發展各種抗日實力，保障各種抗日黨派”《皖南事變資料選》，第132頁。。馮玉祥說：消滅抗戰有功的新四軍，無法挽回人民的反對。
通過“皖南事變”，各民主黨派的進步人士進一步認清國民黨消滅異己的獨裁本質，“各小黨派及中間派”也“對國民黨大為失望”，他們認為“皖南事變，不僅是國共兩黨問題，而且是民眾與反動勢力鬥爭問題”一些民主黨派提出抗戰、團結、民主的主張。鄒韜奮為表示對國民黨的抗議，發表了向國民黨參政會的辭職電。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發表通電：“製止內戰，加強團結。”《皖南事變資料選》，第440頁。
蔣介石的倒行逆施，也遭到國際輿論的譴責。蔣介石曾在1941年1月17日的日記中說，“此事對內、對外與對敵國皆可發生有效而良好的反響也”，可事實卻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
1941年1月25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抱病來到蔣介石重慶黃山官邸就“皖南事變”提出質問。
潘友新大使：今日會見，欲有所陳。貴國中央軍隊與新四軍之衝突與鬥爭，蘇聯政府非常關懷，深恐由此引起內戰，因而損及貴國抗戰之力量。
蔣介石：關於這次事件，本欲與貴大使一談。此次，中央處理新四軍，完全在整治軍紀之一點上，……絕非政治問題，更非黨派問題。必須在軍隊能樹立森嚴的紀律，維持統一指揮，……否則，軍不成軍，國亦不國，何能抗戰？何能革命？4年以來，貴國及各友邦對於我國始終援助，願期我國抗戰勝利，民族解放，國家獨立，革命成功。……唯一旦軍紀廢弛，命令無效，必無以抗戰，更無以答複友邦援華抗戰之盛意。
潘友新大使：聞此次新四軍係被顧司令長官所部大軍包圍。
蔣介石：此與事實不符。新四軍首先進攻鄰近之友軍。……
潘友新大使：新四軍為數不過六七千人，何敢進攻鄰近之大軍？
蔣介石：新四軍之違紀抗命，已非一日，由來已久。餘可保證：新四軍之種種宣傳，純為謠言，絕不可信。貴大使如欲知其詳，餘當派賀主任詳加說明。新四軍違抗命令、傷害友軍與妨礙抗戰之事，自去年春季以來，先後在江北襲擊友軍，指不勝數，中央一再寬容，冀其終能覺悟。……
潘友新大使：請問委員長今後如何把握大局？
蔣介石：我保證大局絕不因此次事件而有任何變動。中國當繼續抗戰，直至最後之勝利為止。
潘友新大使：請問今後新四軍在江北之部隊，將如何處置？
蔣介石：新四軍已經解散，再無新四軍問題可言。餘已為貴大使言明，此絕非政治或黨派問題。例如第十八集團軍之一部，如能遵照餘2月前所發之命令，如期北調至冀察戰區，則中央仍以國民革命軍之一部待之，自當一視同仁。……總之，更無損及抗戰力量之顧慮，此乃餘所能自信者也。
盡管蔣介石如此狡辯，但“同室操戈”分裂“反共”終是不可否定的事實。
蘇聯政府公開表明態度，反對蔣介石破壞中國國內團結。美、英出於利用中國抗戰遏製日本南進的企圖，也不讚成蔣介石發動“反共”內戰。
美國總統羅斯福打來電報；驚聞中國內戰開始，十分遺憾。為提高美元信譽，將暫停對中國的財政援助。
英國首相丘吉爾也來電表示遺憾。
這一切，都是蔣介石始料不及的。
“1月27日”
泰越將接受倭之調解而停戰，並將於東京舉行會議。可知倭陰謀操縱兩國之計已成，則敵南進之期亦必不在遠矣！
日本帝國主義出於其侵略本性，越是處境困難，越要發動戰爭，因隻有侵占新的地區，才能從中掠取急需的資源，以保其殘喘的生命。
日本南進政策的實施已在加快速度。
1940年12月至1941年1月，泰國和法屬印度支那發生武裝衝突。日本看準這一機會，於是進駐越南北部的日本軍部，以調解糾紛為借口，加強對泰、越等中南半島(中印半島)地區的軍事上、政治上的控製。這樣，日本便對法國、英國(馬來亞、新加坡)、荷蘭(印度尼西亞)發生了威脅作用。
對於在日本的調停背後所存在的危險性，泰國和越南自然是有所覺察的，因此曾一度婉言拒絕。但在其所炫耀的武力威懾下，非得接受“強行調停”不可。
蔣介石分析，泰越將要會談，“知倭陰謀操縱兩國之計已成”，預測到“敵南進之期亦必不在遠矣！”
後來的事實證明，蔣所預測是正確的。
“1月28日”
敵首相近衛在其會議中發表演講，對中倭戰事引咎自責，略稱：“中日戰爭現已進入第五年，當無結束之象，所有一切責任，皆應由餘(近衛)負之，自問此罪，應無可赦免，今決以全力解決現局以自贖”雲。由此可知敵國之困難日增，與近衛內心之悲哀矣！
日本彈丸小國，傾其國力，侵略960萬平方公裏偌大的中國，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還隻不過勉強保持住“點”和“線”的占據。日本帝國主義已陷入不能自拔的泥淖裏，處於進退維穀的境地。然而中國還有充裕的餘地，還有國民黨軍和銳不可當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各地的抗日軍民，更何況有英、美、蘇等國的強有力的支持。
中國勝利在握，日本隻有“悲哀”！
“1月30日”
解決新四軍案，撤銷其番號，此為國民革命過程中之大事，其性質或甚於民國15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也。自覺決心堅強，不為外物所誘，不為謠諑所動。經此一舉，威信樹立，而內外形勢，必更為好轉矣！
“皖南事變”的確是“國民革命過程中之大事”，可是蔣介石卻“以子之矛擊子之盾”。
1941年1月27日，蔣介石在國民政府擴大紀念周上講：“即就我們這次處置新四軍事件來說，無論中外人士大家都知道，這完全是我們整頓軍紀問題，性質很明白，問題很單純，事情也很普通。”既然是“很普通”，便是小事一樁也，何謂之“大事”。忽而“普通”，忽而“大事”，遮遮掩掩，閃爍其詞，實在是理不直，氣不壯！
至於蔣介石提到的“民國15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也叫“三二○事件”。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4年國共合作後，蔣介石擔任了黃埔軍官學校校長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軍長職務。1926年3月18日，蔣為排擠共產黨人，進一步篡奪第一軍的軍權，指使孫文主義學會分子，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的名義，傳達命令給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艦長李之龍(當時是共產黨員)，要李調中山艦到黃埔候用。當中山艦開到黃埔時，蔣介石一麵指派黨徒散布共產黨“陰謀暴動”、推翻廣東革命政府的謠言，一麵又偽裝“驚異”，說李之龍不服調遣擅入黃埔。3月20日，蔣介石便調動軍隊宣布戒嚴，斷絕廣州內外交通；逮捕了李之龍，扣留了中山艦及其他海軍艦隻；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其衛隊槍械；包圍廣州東山的蘇聯顧問所；令黃埔軍校和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在周恩來為首的全體共產黨員退出。蔣介石發動中山艦事件，汪精衛事先一無所知，這顯然也是一種排斥，打擊汪的跋扈舉動，汪被逼稱病出洋。4月16日，蔣介石召開了國民黨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聯席會議，改選了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由譚延鎧、蔣介石分別取代汪精衛任政治委員會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進一步掌握了國民黨的軍政大權。
這已是鐵鑄的史實。蔣介石說的一點也不假，“皖南事變”“其性質”的確“甚於民國15年3月20日中山艦事件也”。但這“性質”非是別的，而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
當年扣留共產黨人李之龍的借口是：不服調遣擅入黃埔；如今對新四軍羅織出什麼不聽調動、襲擊友軍、侵占防地、妨礙抗戰等罪名。
蔣在日記中說：“自覺決心堅強，不為外物所誘，不為謠諑所動。”可見他死不認罪，頑固到底。可後來又怎樣呢。3月6日，蔣介石在第二屆國民參政會上不得不表示：“以後決無剿共的軍事……”《皖南事變資料選》第430頁。
日記末尾竟說“經此一舉，威信樹立”這真是打腫臉充胖子。且不知，3月6日的那番話，不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堅決鬥爭，由於國內外輿論的壓力，使國民黨當局陷於被動地位而被迫說出來的嗎？！
“皖南事變”是國共關係的重大轉折，由於中國共產黨堅決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堅持了鬥爭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不僅打垮了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陰謀，而且使新四軍和華中解放區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這次鬥爭表現了國民黨地位的降低和共產黨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國共力量對比發生某種變化的關鍵。”《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36頁。
“2月1日”
新四軍問題，餘波未平，美國因受共產黨蠱惑，援華政策，幾乎動搖；子文甚以此為慮，餘乃以千虛難當一實，泰然處之。
這就應了那句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
抗戰之前，蔣提出什麼“攘外必先安內”，頑固地堅持“反共”內戰的反動立場。
抗戰開始，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同胞的催促、呼籲下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出現了國共合作的大好局麵，抗戰剛剛有點眉目，蔣介石就急不可耐地做出蘊藻浜了“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來。
國際形勢日緊，德意在歐洲、非洲氣焰囂張，連連得利；日寇在中國猖狂急進，同時又在實施南進計劃。
可以說，各個遭到法西斯侵略的國家和民族，都在急於團結起來，萬眾一心抗擊法西斯，可蔣介石卻不顧大局，將槍口對內，殺戮英勇抗日的新四軍。
誰人聽了不心寒，哪個見了不憤慨？國際國內自然一片抗議聲，這還需要什麼宣傳，還需要什麼“蠱惑”？
對於蔣介石的倒行逆施，作為明智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美國總統羅斯福，怎能不表現出“對華政策，幾乎動搖”？
令人驚歎的是，到了民怨沸騰，友邦都已“動搖”的當口，蔣介石還能“自欺欺人，以“泰然處之”來掩飾內心的極度恐慌！
“2月22日”
(一)
美倭戰爭如得以暫避，而不使第三國際之陰謀得逞，此雖於中國目前之戰局不利；然為世界永久和平著想，則美倭之戰決不能在倭俄之先也。
“餘始終不願美國加入此次戰爭，蓋期彼作確保世界和平之柱石，而為恢複和平之重心，此則又全視敵之能否迅速變更其侵略政策而定耳！
提到暫避“美倭戰爭”也是美、日兩國的願望。
從1940年底，美國和日本之間就進行了秘密的外交談判。談判過程中日本政府極力要達到美國承認日本在整個遠東的主宰地位。日本的漫無邊際的要求，直接威脅了美國的利益，使談判最終失敗。
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方麵，自己比起盤踞在這裏的歐美敵人有更大的力量和有利的條件。另外，東南亞豐富的自然資源，盛產的大米、橡膠、石油、柚木、錫等重要物資，都是戰爭中必不可少的。因此，美、日之戰必不可免。
蔣介石是擔心如果美、日發生戰爭，蘇聯會坐收漁人之利。這是他一貫所不希望的，但也沒辦法，隻好“視敵之能否迅速變更其侵略政策而定耳！”(二)
英海軍宣布封鎖新加坡海港，美國亦宣布警戒太平洋上各戰略要區，尤其於關島設防，美國國會全場一致通過。--此為三年餘所殷切期望者，而今得實現；乃我國同胞10年來犧牲忍耐所獲之最大代價，亦為餘苦慮所計劃而得之成果也。
今我中華民族已開辟勝利之坦途，而敵人東亞新秩序之迷夢亦從此粉碎矣！此我抗戰第一步之成功也。
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肆無忌憚的南進動向，美國、英國、荷蘭以及印度、新西蘭、澳洲都為之警戒起來。
1月16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召集國務卿和陸、海軍部長舉行會議，商討日德兩國空襲美國時的應戰對策。
1月19日，英美兩國在華盛頓舉行會議，商討包括印度、新西蘭、菲律賓和澳洲等國家在內的遠東地區安全問題。
2月22日，美、英、荷、澳四國在新加坡舉行遠東防衛協同作戰計劃會議，麵對日本可能進攻新加坡、荷印(印度尼西亞)而商定了“ABCD包圍圈”(A美國、B英國、C中國、D荷蘭)計劃。
美國國會通過了在太平洋馬利亞納群島中最大的關島設海空軍事基地，警戒太平洋各戰區；英國海軍也宣布封鎖新加坡海港。
這些都是蔣介石三年來“所殷切期望者，而今得以實現”。
令蔣介石遺憾的是，他一直指望列強各國給中國在國際反法西斯陣營裏一個重要地位，可到眼下發現，英、美、蘇乃至荷蘭，都還沒把他當作真正的盟友，在新加坡商定“ABCD包圍圈”計劃，竟沒有邀請他參加。但不管怎麼說，英美等國行動起來了，“而敵人東亞新秩序之迷夢亦從此粉碎矣！”這是蔣介石非常高興的事。
“3月8日”
中共以不出席參政會為要挾手段，餘以嚴正處之，並宣布其中真相，使國內外人士皆明了是非曲直之所在，乃能轉危為安。
中國共產黨在“皖南事變”發生後，仍力求以鬥爭求團結，兩黨合作，共同抗日。共產黨對國民黨進行了具體分析。認為，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頑固派與汪精衛為首的降日派有所不同，蔣仍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抗日派。蔣在抗戰期間始終采取兩麵政策，一麵主張團結抗戰，一麵又摧殘進步勢力。基於此種情況，共產黨對蔣介石為首的頑固勢力，所采取的鬥爭不是為了打倒他，而是以鬥爭求團結，爭取頑固勢力留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裏，而且時間越久越好，維護合作，避免破裂，以利於最終打垮日本帝國主義。
出於鬥爭需要，1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皖南事變的指示》，要求各抗日根據地軍民“對於國民黨親日派同謀殲滅皖南新四軍的行動，提出嚴重的抗議”，揭露反動派的罪行，同時，“在政治上，軍事上應充分提高警惕性和作戰的充分準備”。1月29日《新中華報》刊出了“新四軍將領聲討親日派通電”；2月1日《解放周刊》發表社論“抗議無法無天之罪行”。
2月15日，毛澤東等致電國民參政會，代表中共中央對國民政府製造的“皖南事變”提出抗議。
同時，中國共產黨7名參政員發出通電，拒絕出席3月1日開始在重慶所舉行的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二次會議，以示抗議。
3月4日，蔣介石在對國民黨參政員訓話中說：
“中共7名參政員此次不出席會議，為其自暴自棄，自絕於參政會，自絕於中國國民，而於本黨毫無損失。本黨於國內政治、軍事皆已立於主動地位，目前中央仍采取過去寬大態度，促其改過自新。”
這真是極盡蒙蔽視聽之能事，故作姿態而已。
其實，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頑固派已陷入四麵楚歌的孤立境地。
3月6日，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盡管仍大談其“軍令”“政令”必須“統一”，但最後還是不得不表示：“以後決無剿共的軍事，這是本人可負責聲明而向貴會保證的。《皖南事變資料選》第430頁。”此外，雖然共產黨參政員拒絕出席這次會議，但其他黨派參政員仍選舉董必武為參政會常駐會員。蔣介石並約周恩來談話，表示許多具體問題可以提前解決。至此，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擊退了。
“3月9日”
鬆岡之目的，在加強軸心國之勾結，並期與蘇聯締結互不侵犯協定。我應對德外交積極運用。
日本在實施強行南進計劃之際，為確保北方與蘇聯的關係能夠平安無事，1940年7月，日本政府就已向蘇聯政府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
1941年1月，日本駐蘇大使建川美次再一次向蘇聯政府提出締結互不侵犯條約的建議。但由於日、德、意三國簽訂了旨在共同反蘇的“柏林協定”，蘇聯認為日本不可信任，因此拖延下來。
但是，日本仍不死心，就在它促成泰、越調停的同時，加緊促進對蘇談判。
3月12日，日本政府派遣外相鬆岡洋右前往蘇、德、意三國訪問。
蔣介石日記中所說“我應對德外交積極運用”，意在暴露法西斯集團內部的分歧，讓德國出麵反對日蘇簽約。
“3月15日”
美國國會通過軍火租借法案，羅斯福總統正式聲明積極援華，此為抗戰中一大事也。
1940年底，英國政府在戰爭中從美國購貨用去30多億美元，國庫黃金儲備幾乎完全耗盡，瀕於財政危機的邊緣。
1940年12月30日，英國向美國又請求150億美元的貸款。美國政府中有些人認為，應該讓英國人“典盡賣光”，然後再給它貸款。羅斯福擔心如果拒絕，英國政府可能向德國投降，因此他說：“長期以來我們擠了英國這頭財政奶牛的奶，這頭奶牛曾經有過充足的奶水，但是現在幾乎快被擠光了。”
1941年3月11日，美國國會參議院以60票對31票，眾議院以260票對165票分別通過了“借貸或出租武器法案”（也叫“美國國防法案”、“軍火租借法案”)。國會決定美國負責支援那些反侵略國家的防務。受援國家也有義務援助美國，而在軍事行動結束後，應歸還剩餘的“借貸或出租”的武器和物資。
羅斯福總統正式聲明：“中國應當獲得我們的援助。”
“3月29日”
俄倭訂立協定，正在進行中，對於暴日終當有害無益也。
3月23日，日本外相鬆岡洋右抵達莫斯科，與斯大林和蘇聯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莫洛托夫舉行會談。為正式交涉做好準備工作。
鬆岡洋右向蘇聯方麵表示：
“日本人雖然在政治和經濟方麵不相信共產主義，但從個人家庭傳統看來，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是精神上的共產主義者。”
鬆岡妄圖以此取悅於斯大林，但斯大林並未予以理睬，隻是作了禮節性的接待。
鬆岡洋右聲稱日本政府準備同蘇聯締結中立條約，並建議盡快進行。
接著，鬆岡洋右前往德國訪問。
“3月31日”
(一)
倭、泰、法越協定成立，東亞禍亂又增一層，唯於我國此時之利害，尚不甚大也。
泰、法越停戰交涉，是從1月29日開始的。
1月31日，在日本軍艦上簽訂了停戰協定。
在此期間的1月30日，日本大本營與日本內閣舉行聯席會議，決定了一個“對於法屬東印度及泰國的施政要綱”。
其內容是：“借調停之機，加以威壓，得視情況在法印行使武力，以確立日本對法印及泰國指導的地位。”由此可見日寇以調停為名，硬拉泰越進入其“大東亞共榮圈”之險惡用心。
就這樣，越南與泰國被拖上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戰車。接著，於3月11日，在日本東京，日、泰、法越三方經交涉簽訂了協約。至此，“東亞禍亂又增一層”。(二)
美總統羅斯福15日晚廣播明言：“必援華獲得最後勝利而後已”，此有助於我抗戰軍事者當在其次；而對敵國精神之打擊則更大。從此敵寇不唯其滅華之野心消滅，而且其勝我之信心亦必粉碎無餘。
溯自“九一八”以來，10年之國難，“七七”以來，經4年之苦戰，乃始由美國關島設防，繼至軍火租借法案之通過，而至最近羅斯福援華聲明，不唯我恢複失土，已有把握；而太平洋上之和平，亦從此鞏固。然要仍在我之能奮勉自強耳！
3月15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發表演說：“億萬中國苦難人民，在抵抗割裂國家的奮鬥中，已表現出非常的意誌。他們通過蔣委員長要求美國的援助，美國已經說：中國應當獲得我們的援助。”
美國宣布“軍火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後，蔣介石十分高興，並催促美國對中國的軍事援助盡早兌現。
1941年3月31日，以蔣介石“私人代表”身份自1940年6月出使美國的宋子文，向美國正式提出三項具體援華辦法：
一、擴大由中國航空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毛邦初和美國退役軍官陳納德所提的誌願航空隊計劃；並替中國建立有1000架飛機的現代化空軍，由美國提供飛機、技術訓練和飛行員。
二、幫助訓練並裝備中國陸軍30個師。
三、幫助中國修整及建設滇緬公路等對外交通補給線。
4月16日，蔣介石召見美國駐華大使詹森，請他進一步催促一下美國早日實現對於中國的軍事援助。詹森立即向美國國務院報告：“中國是我們並肩作戰的朋友，應該受到和其他國家平等的待遇。”
4月26日，羅斯福打電報給重慶國民政府。電報稱：
“業已批準4 500萬美元的對華援助，包括有鐵路交通器材、卡車、汽車、兵工器材等類。至於飛機和其他項目正在研究中。”
5月6日，羅斯福宣布：“中國的防務，對於美國國防是很重要的。”並正式表示“軍火租借法案”適用於中國。
兩星期後，依據“軍火租借法案”，美國將第一批借給中國的物資運往中國。
5月25日，美國又將總額4500萬美元援助給中國。
“4月12日”
鬆岡由德經俄返國，歸途滯留莫斯科，超過其預定之期，是倭俄必有特殊重要之交涉；但俄於此時，對鬆岡定有其作用，故留鬆岡多住數日，是其必有之手段，鬆岡又多受俄國一度玩弄而已。
3月26日至4月5日，日本外相鬆岡洋右在柏林和羅馬，與德、意兩國首腦舉行多次會談。
希特勒和德國外交部長裏賓特羅甫對於日蘇交涉表示反對，他們極力煽動日本積極南進：
“如果日本攻占新加坡，則世界大部分都在軸心三國的控製之下，美國將完全孤立。要是這樣的話，則德國便會將其大部分軍隊集中於東線，假定蘇聯攻擊日本，德國立即進攻蘇聯，相信隻要幾個月，就可讓你看到他們屈服。”
這乃是欺騙之辭。
其實，希特勒早在1940年12月18日秘密簽署下達了準備進攻蘇聯的第21號命令(“巴巴洛薩計劃”)。因此，德國希望日、蘇關係停滯在不安定狀態之中，這樣，蘇聯就會加強西伯利亞方麵的防衛部署，削弱蘇聯在東歐方麵的兵力；另外，如果日本南進作戰，英國也會分兵到亞洲方麵，也削弱了英國在歐洲的兵力，這樣，在形勢上會大大有利於德國。
對於這些，鬆岡洋右不甚了解，隻是為了其南進順利而一意孤行。
1941年4月7日，鬆岡洋右返回莫斯科，要求蘇聯正式進行“互不侵犯條約”的交涉。
在交涉過程中一度因對於蘇聯領土北樺太島的日本權利問題意見發生對立，有所停滯。這恐怕便是蔣介石所說“鬆岡又多受俄國一度玩弄”吧。
“4月13日”
倭俄在莫斯科於14時簽訂中立協定，聞其內容有互相承認外蒙與偽滿領土完整之條文，此乃俄損人利己之一貫慣技，如果屬實，則為俄國在國防信義上最大損失。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蘇聯奉行的是中立政策。
1939年9月28日，蘇德兩國簽訂劃分邊界條約，以皮薩河、納雷夫河、西布格河和桑河為界，劃定了蘇德分界線。
1940年2月和1941年1月，蘇德雙方簽訂了兩項關於相互借貸的經濟協定，解決邊境衝突和事件的專約、邊境法律關係條約，以及從伊戈爾卡河到波羅的海的蘇德邊界條約。蘇聯政府極力避免同德國發生摩擦，並十分謹慎地處理雙邊關係，不讓德國有以任何借口破壞蘇德協定。
但是，德國政府在對蘇關係方麵是不忠誠的，它從1940年夏季便秘密開始了反蘇戰爭準備。
1941年4月5日，也就是日本外相鬆岡洋右再次來到莫斯科前兩日，蘇聯政府同南斯拉夫簽訂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希望加強南斯拉夫的地位，有助於維護巴爾幹半島的和平。但是，希特勒企圖盡快完成進攻蘇聯的準備，決定提前完全占領巴爾幹半島。於是南斯拉夫成了希特勒德國的附庸。
就在日蘇交涉進行中，斯大林接到本國偵察部門報來“德國準備進攻蘇聯”的情報；美國和英國也得到了德國在蘇聯邊境附近集結軍隊的情報，並兩次向蘇聯提出“希特勒有進攻蘇聯之危險性”的警告；外交界也盛傳即將開始德蘇戰爭的消息。盡管斯大林將這些情報和警告置之度外，但為了防備萬一蘇德戰爭發生而不得不有所準備。
於是斯大林不想再拖延時間，立即決定簽署協定。
1941年4月13日，在克裏姆林宮，蘇日雙方達成了協議，正式簽署了“蘇日互不侵犯條約”。
條約主要內容有：
(一)相互尊重領土的完整和不可侵犯性。
(二)締約國之一方麵在成為第三國的軍事對象時，他方的締約國須守中立。
條約的期限定為5年。
雙方附帶發表一項聲明：
“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與不可侵犯。”
蔣介石說“如果屬實，則為俄國在國際信義上最大損失。”這的確也是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
“4月14日”
對俄倭協定我政府立即發表聲明，宣布無效，以示我自立自強之決心，而不予俄國以絲毫可乘之隙。
對於4月13日蘇聯和日本所締結的中立條約，國民政府立即做出蘊藻浜反應。
4月14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發表聲明，表示了嚴正的態度：
“中國政府和人民絕不承認第三國之間損害中國領土與行政主權完整的任何協定。”
當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聲明：
“美國政策不因日蘇中立協定而有任何變更。”
4月19日，蘇聯駐中國大使潘友新謁見蔣介石就蘇日中立條約作了如下說明：
“在日蘇中立條約中，沒有涉及任何中國問題。蘇聯對中國的政策與態度始終一貫，毫無改變。”
4月24日，蔣介石向各地軍政長官發出通告，分析蘇日中立條約的利害得失，提醒大家注意。通告要旨如下：
“第一，此條約之訂立，其主動全在蘇聯，亦可謂為蘇聯對日計劃之成功；其於敵寇，實有害無利，且適是以增加其失敗因素。
蓋蘇聯訂立此約之用意不外四點：
(一)為欲消滅敵國(日本)之海軍，而策動其南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