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
敵閥與汪逆訂立《中日新關係調整要綱》之密約，閱之令人發指。王逆萬惡一至於此，痛甚！
日本帝國主義為確保其侵華利益，並為建立偽中央政府做好準備，與汪精衛集團舉行秘密談判。日方代表是：影佐陸軍少將、須賀海軍少將、矢野和清水兩外務省秘書、骨獲華雄陸軍大佐、犬養健議員；汪精衛方代表：高宗武、梅思平、陶希聖、周隆癢。
12月30日在上海日、汪雙方秘密簽訂了《中日新關係調整要綱》(日本稱為《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並附有“諒解事項”。其主要內容如下：
“軍事--(一)防共駐屯權。(二)治安駐查權。(三)駐屯區內所有鐵路、航空、通信、主要港灣、水路在軍事上的要求權及監督權。(四)日本軍事顧問團在中國軍內的指導權。
“經濟--(一)全中國航空支配權。(二)開發和利用國防上必要的特定資源之企業權(在華北日本有優越地位，其他地區中日平等)。(三)在蒙疆的經濟指導權及參與權。(四)掌握華北鐵路實權。(五)中日共同經營華北無線電通訊權。(六)在華北的特定資源、特別是國防上必要的蓄藏資源之開發利用權。(七)在華北的國防上必要特定事業之合辦參與權(日本占優越地位)。(八)有關華北政務委員會(偽臨時政府)經濟行政的內麵指導權。(九)承認滿洲國。”
由此簽約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數十年夢寐以求奴役中國的目的在淪陷區算是真正地達到了。
它承認偽滿洲國，也就是將東北確確實實地割讓給日本帝國主義；它確定華北、蒙、疆以及長江中下遊為“中日強度結合地帶”，“在華南沿海特定之島嶼設定特殊地位”；它允許日本派出顧問，操縱偽政權；它還允許偽政權的財政、經濟及資源的開發，均由日本控製；它還懇求日本協同“反共”“芟除共產分子及其組織”，並保證一切抗日活動“禁絕之”。
難怪蔣介石1月20日接到這個文件內容的報告，氣憤已極。就連參與簽署《中日新關係調整要綱》的高宗武、陶希聖亦感無地自容，對汪精衛徹底賣國感到絕望，於是抄錄了“要綱”逃出上海，前往香港藏匿。
1月21日，香港《大公報》等各家報紙都以頭條新聞報道了高宗武、陶希聖所投的信件與文件攝影本，披露了日汪密約。
高、陶在信中揭發：“其中條件之苛酷，甚於民國四年之21條不止倍蓰，直欲夷我國於附庸。……”
1月22日，汪精衛的發言人極力詭辯：
“高宗武文件，是最初試案，與簽訂的文件內容不同。”
同一天，東京的《日本時報》(英文版)報道：
“這些文件是上年(1939年)12月協議所決定，並已經日本內閣批準。”
汪精衛集團賣國罪行，鐵證如山，罄竹難書！
“1月26日”
美倭商約，今日起失效。如美堅拒與倭續訂新約，則敵必受重大打擊；而對我抗戰則為一有力鼓勵也。
日軍為切斷越南到廣西交通線，在桂南與國民黨軍發生會戰。日軍動員陸海空軍10餘萬人，由“華南派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指揮，向我桂南突襲。
11月15日，日軍第五師團，在今村均中將率領下，在廣東欽州灣突襲登陸。
11月24日，日軍攻占南寧，分別向昆侖關及中越國境附近龍州推進。
中國方麵蔣介石派桂南行營主任白崇禧為總指揮，以張發奎第四戰區軍隊和蔣嫡係徐庭瑤第三十八集團軍的第2、5、6、99、36軍為主力，於12月下旬開始反攻，奪回昆侖關，包圍了南寧。
與此同時，中國軍隊在北起綏遠、南至廣東全線發動冬季大攻勢，使延伸很長的日軍補給路線中斷。各地日軍被迫采取防禦性作戰。日本切斷中國補給我的預期目的未能達到，反而作繭自縛。
1940年1月26日，是美、日通商條約期滿宣告失效的日子。盡管日方在此之前經過種種努力，但美國則始終置之不理。這樣，在戰略物資方麵幾乎完全依賴於美國的日本，已陷入極度的困境。
日本外相野村吉三朗向美國駐日大使格魯表示：“實在不行的話，好不好訂立一個臨時協約？……”妄圖以此補救自己的慘重損失。但美國不予理睬。
蔣介石在桂南會戰穩操勝券無比振奮的時刻，對“美倭商約，今日起失效”，備感喜悅，對抗戰進一步充滿信心。
“2月23日”
午睡初醒，2時15分，聞機聲，命衛士審其方向，旋忽警覺敵機必來炸餘，乃餘披衣整裝外出，其匆促之情，殆不啻於西安事變之初焉。
當餘外出時，侍衛長王世和稱：“敵機已由頭上飛過，似不緊要。”餘知敵機如來炸柳州，其目標必在餘，乃急入後山之上層防空洞。少頃，敵機20餘架齊向洞上投彈，……旋由來襲，低空俯衝投彈，……彈皆著洞上右方50米突至百米突至山巔，計傷衛士12人。……
蔣介石由於桂南會戰勝利甚為振奮，為總結經驗教訓，決定召開軍事會議。2月22日，在柳州召開的軍事會議上，與會者對日軍的長處和短處進行了全麵分析。最後，蔣介石做出蘊藻浜了概括分析，並指示，要利用敵軍的短處化為我軍的長處。其概括如下：
“敵人戰術的長處，有以下四點：
“第一，就是‘快’。善於運用快速突擊，乘人不備攻擊過來，真是‘始如處女，後如脫兔’。”
蔣介石在這裏引用了《孫子？九地篇》的一句成語，原文是：“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譯之為：開始像處女一樣的文靜，使敵人不注意防備；然後如同脫逃的兔子一樣突然行動，使敵人來不及抵抗。蔣介石以此比喻敵人之“快”。
“第二，就是‘硬’。堅守陣地，不易動搖。
“第三，就是‘銳’。慣用錐形突擊戰術，勇往直前。
“第四，就是‘密’。行動保持秘密，令人莫測。”
蔣介石認為，在遼闊的中國，日本把戰線拉得過長，使其兵力與補給都到了極限。他分析道：
“敵人的弱點，也有四點：
“第一，就是‘小’。以後隻有小兵力來侵犯擾亂。
“第二，就是‘短’。隻能有短時間的戰鬥力。
“第三，就是‘淺’。不能深入內侵，隻能作近距離攻擊。
“第四，就是‘虛’。預備兵力用罄，其後方完全空虛。”
蔣介石根據四長四弱，定出製勝之法。他概括為：
“(一)利用敵人的弱點--敵人隻有小部隊作戰，而我們可用大部隊進攻；敵人隻能作短時間的進犯，而我們都用長時間來周旋；敵人隻能作淺距離的進攻，而我們可以縱深配備來擊破他；敵人後方一定空虛，而我們則可全力攻擊以製勝！
“(二)打破敵人的長處--以我之穩定，足製敵之‘快速’；以我之堅韌，足克敵之‘強硬’；以我之‘縱深優兵’，可挫敵之‘銳利部隊’；以我之諜報‘嚴明’，可破敵之‘秘密’伎倆！”
日軍當日便獲取了蔣介石在柳州主持召開軍事會議的情報，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於是派出飛機對開會地點實行瞄準轟炸。
轟炸情況，蔣介石的敘述很詳盡，描寫得也很細膩，就連他當時的“匆促之情”也做出蘊藻浜了形象的比喻，使人看了感到形象真實可信。
日機此次瞄準轟炸，是對上半年在中國軍隊發動的冬季攻勢中遭到慘敗的一種報複；同時，企圖炸死國民黨軍事統帥蔣介石。
“3月1日”
共黨如不安分守紀律，我政府決不能聽其叛國。至於俄國是否接濟，乃不在我心中。吾人決不對外有所希求，更不可遷就外援而貽內患也。
1939年冬到1940年3月，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其目的就是要消滅共產黨。
抗戰初期，日本帝國主義重視國民黨，輕視共產黨，將其主力用於正麵戰場，對國民黨采取軍事打擊為主，政治誘降為輔的政策。廣州、武漢失守後，抗戰進入到相持階段，日本帝國主義發覺真正的勁敵不是國民黨而是共產黨，因而改變了對國民黨的政策，采取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從此日軍一方麵大舉進攻敵後抗日根據地，一方麵加強對國民黨進行政治誘降。
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已經“降”過去了，蔣介石為代表的英、美派大資產階級，雖然留在抗戰陣營，但極為動搖。
蔣介石於是采取了趁火打劫，助紂為虐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把其主要力量集中在以重慶和西安為中心的西南和西北部，保存實力，避戰觀戰，加緊打擊共產黨。
讓共產黨“安分守紀律”，任其宰割，如不順從其打、殺，便誣其“叛國”，這就是蔣介石的伎倆。
“至於倭國是否接濟，乃不在我心中”是假也是真。要說是真，因為英美眼下援華已經開始，有了靠山，無須害怕；說它是假，他何嚐不盼著蘇聯出兵援華牽製日寇，以解困境。隻是要“反共”必“反蘇”，不“反蘇”“反共”難，隻好“忍痛割愛”了，堅決“反共”，於是掀起“反共高潮”。
“3月7日”
一、不準認防地為私有，不應掩護叛軍與襲擊友軍。
二、應言行一致，協力互助，建立共信。
三、不應擅委官吏，更不應殘殺政府官吏。
四、不應盡征民糧，斷絕民食。
五、不應擅發私鈔。
這是蔣介石於3月7日夜間手擬對第十八集團軍代表“訓示”。
這是在“第一次反共高潮”業已失敗的時候而下的“格殺令”。
麵對國民黨軍對抗日根據地的進攻，八路軍進行了自衛反擊。
在陝甘寧邊區，王震率領120師359旅協同留守部隊，回擊國民黨軍隊的進攻；在晉西和晉東南的抗日決死隊在薄一波的領導下擊退了閻錫山軍隊的進攻；在綏德八路軍趕走了專事摩擦“反共”的何紹南部；八路軍還在磁(縣)武(安)林(縣)涉(縣)地區消滅了摩擦反共的朱懷冰部的三個師。
這是鞏固抗日根據地，打擊“反共”不抗日的頑固派，怎能說是“認防地為私有”、“掩護叛軍與襲擊友軍”！
蔣介石這天日記不過是國民黨頑固派所大肆鼓吹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法西斯謬論的翻版，其用意是誣蔑攻擊中國共產黨，實行一黨專政。
早在1939年5月，國民黨就在邊區周圍修築了5道封鎖線，形成對陝甘寧邊區的月牙形包圍圈，阻塞進出交通，實行軍事、經濟、文化封鎖。
邊區人民缺衣缺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自力更生，生產自救才不至於被困死、餓死。究竟是誰“斷絕民食”？
“3月9日”
軍事如常，無變化，唯共黨作祟為可恨耳！
在此期間，日軍正忙於導演建立汪偽政權，因此暫時停止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
與此同時，解放區軍民遵照毛澤東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給予國民黨的軍事進攻以堅決有力的回擊，蔣介石處心積慮策劃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了。
蔣介石非但不悔，反而更加耿耿於懷，妄圖置共產黨於死地，實為“欺人太甚”！
“3月21日”
倭寇一麵成立汪逆偽中央政治會，宣言卅日成立偽組織；而一麵又派陌不相識之陳治平者來求和議，以試探我方。其愚真不可及。
1940年1月23日至26日，汪精衛為獲得“臨時政府”(北平)王克敏和“維新政府”(南京)梁鴻誌的合作，三方於青島舉行會議。汪精衛方麵代表有汪精衛、周佛海、褚民誼、梅思平、林柏生、劉鬱芬；臨時政府方麵代表有王克敏、劉燮元、王揖唐；維新政府方麵有梁鴻誌、溫宗堯、陳群、任援道。日本方麵有影佐禎昭、犬養健、穀獲那華雄、清水董三等。會議完全按日方安排進行的。
會議首先通過了廢除“臨時政府”，變更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在“中央政府”之下實行“自治”，廢除“維新政府”，兩個地方政府均納入汪精衛所組織的偽中央政府的議案。接著通過了由日本“梅機關”擬定的《關於建立中央政府大綱》、《國民政府政綱》、《華北政務委員會組織條例》、《華北政務委員會秘密諒解事項》、《中央政治會議組織綱要》、《中央政治委員會組織條例》、《國民政府機構預定一覽表》等。還通過了政府名稱、國旗、首都和成立日期等等。
3月22日，在南京召開的偽中央政治會議上，通過了汪精衛的提案--偽政府的名稱為“國民政府”，並決定於3月26日舉行“還都典禮”。偽政府主席，盜用在重慶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名義，由汪精衛就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長”。
3月23日，汪精衛在南京發表廣播講話，聲稱自己是“正統政府”並恬不知恥地造謠惑眾：
“關於國民政府的組織，我們商量了很久很久。我們現在盼望在重慶的林(森)主席早一點回到南京來，在他沒有回來之前，我們照著中央政治會議的決議努力去做。”
針對這個廣播，林森主席發表嚴正聲明，駁斥汪精衛政權，號召國民不要受汪的欺騙。
3月30日，汪精衛於南京舉行“還都典禮”，成立偽中央政府。
當日重慶國民政府外交部向各國駐華使節提出照會：
“日本所捏造的南京偽組織完全無效。”
同時，重慶國民政府明令通緝參加汪精衛政權的陳公博、溫宗堯、梁鴻誌等77人。
3月30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聲明：
“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國絕不承認南京偽政權。”
汪精衛集團的投降賣國活動，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延安地區的廣大軍民舉行集會、憤怒聲討汪精衛的罪惡活動。全國各地紛紛集會，發宣言、通電。在華僑界也掀起了討汪浪潮，他們接連向國民政府致電：
“汪逆叛黨禍國，添顏事敵，罪大惡極類於秦檜，偽組織下之群醜，沐猴而冠，認賊作父，喪盡天良，辱盡華裔，乃抗戰當前之大敵，慶父不除，魯難未已，務懇早張撻伐之師，盡除奸憝，速明順逆之分，以正視聽。”國民政府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
汪精衛偽中央政府成立日期比他3月22日在偽中央政治會議上宣布的預定日期延期了4天，何至於此呢？
據說，這是由於日本與重慶方麵在香港進行著所謂“桐工作”，日方對其有所期待，所以“還都典禮”延期舉行。
所謂“桐工作”，在中國方麵沒有證實的記載。日本資料記載：據今井武夫所著《中國事變回憶》一書，對“桐工作”，有很詳細的敘述；台灣出版物裏也有以此為“事實”的著述，並釋為出於“軍統”的謀略雲雲。
據今井武夫著書及其他著述，“桐工作”大體經過如下：
1939年12月下旬，有一個自稱宋子良的人在香港與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會麵。宋子良向其透露：“我是宋美齡的弟弟，與重慶有密切聯絡，準備和日本進行和平交涉。”日方將信將疑，於是想派諜報人員前往重慶和國民政府直接接觸。
蔣介石所說“派陌不相識之陳治平者來求和議”恐怕即是由“桐工作”引起的。國民政府當然不能理會這樣的接觸，因此所謂“桐工作”自行結束。
由此可見，日寇還是把誘逼蔣介石投降作為最大希望。
“4月22日”
中共幸災樂禍，暗示敵軍南攻國軍之意甚明。
1940年春，日寇華北方麵軍開始執行1940年度“肅正建設計劃”，對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進行春、夏“掃蕩”。
3月初，日軍為維護平漢、平綏鐵路交通，調集獨立混成第2、15旅團和偽軍一部，共計9000餘人，對平西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但所到之處，均受到抗日軍民的沉重打擊。3月15日抗日軍民殲敵300餘人，3月下旬殲敵800餘人，擊落敵機一架。
3月17日，日軍第110師團等部從高陽、蠡縣、安平等地出動6000餘人，企圖尋殲冀中我軍主力。八路軍采取分散遊擊戰，廣泛襲擊敵人，使敵“掃蕩”連連撲空，不得不於3月30日撤退。
4月13日，大清河以北地區之敵 3000 餘人進犯固安、新城、永清地區，企圖合擊八路軍第10軍分區主力，又撲空。而後又北進“掃蕩”涿縣東部地區，遭到第10軍分區部隊襲擊，死傷100餘人，於是南竄逃入國民黨軍防區。
敗軍向南逃竄，怎能說是“暗示敵軍南攻國軍”？實乃妄說。
國共合作之際，理應協同作戰。日軍向抗日根據地“掃蕩”，國民黨按兵不動，隔岸觀火。請問，誰在“幸災樂禍”？
“5月11日”
晉北公路為敵軍把持，如不能設法擊破，則晉冀兩省無法聯係。共黨在敵側背坐視不顧，且時來阻擾，斯誠漢奸之不若矣！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展開後，日軍急欲迫使中國屈服，迅速結束中日戰爭，以便準備力量，伺機南進和北進。
日軍中國派遣軍在政治上加緊對國民黨蔣介石誘降，積極扶植漢奸頭目汪精衛成立偽中央政府。在軍事上，繼續切斷國際援華補給線。同時，為進一步鞏固其占領區，對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連續的大“掃蕩”。
日寇的華北方麵軍認為，在華北占領區內的重慶係統軍隊，由於日軍的討伐及其後方補給的缺乏，勢力不斷縮小，而共軍勢力不斷擴大，無論在質量上、數量上均已成為抗日之主力。因此，“占領區內治安肅清的主要對象，自然是中共勢力。方麵軍對中共的活動予以深切的注意。”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16頁。“如不及早采取對策，華北將成為中共天下。”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23頁。據此，華北方麵軍製定了1940年度肅清建設的基本方針，提出：盡快把華北建成特別鞏固的地區，用以示範和指導其他占領區。“應以‘治安第一’為各項施策的基礎，將各項工作有機地統一於剿滅共軍的前提之下，繼續實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積極進行討伐”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24頁。，另外，凡對生產發展有用的鐵路、公路、礦山等要極力控製起來。
日寇華北方麵軍特別強調“討伐重點在於剿滅共軍”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27頁。。並計劃分兩期進行：第一期由1940年4月至9月，第二期由9月到年底。隨即按照上述方針確定了“討伐”重點地區和兵力部署，各部隊開始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
正當八路軍開展粉碎日軍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掃蕩”之際，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反共高潮”，向晉西南、晉西北、晉東南、太行山南部和冀南等地八路軍發起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
由此可見，八路軍正處於“腹背受敵”之中，一方麵要對敵作戰，一方麵還要反擊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那“坐視不顧，且時來阻擾”抗戰者的到底是誰，不是很清楚嗎？！
至於蔣介石日記所提之細節，不足為憑，事實是這樣：
5月，日軍在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周圍部署了獨立混成第3、9、16旅團和第26師團一部共2？5萬餘人，搶占公路，增設據點，運輸物資，派出特工人員打入抗日根據地偵察。第120師針對日軍動向，對部隊進行了戰鬥動員，補充了作戰物資，勘察了地形道路，製定了作戰方案，並幫助群眾進行堅壁清野，決心粉碎日寇的大“掃蕩”。(按：蔣介石日記所抓的僅是這時未當即出擊的動向，這就叫“抓住一點，不計其餘”，然而這“一點”也抓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