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
去年12月26日之講演詞與本日開除汪兆銘黨籍案發表，已克服困難，奠定國基矣！
這裏所說的“講演詞”是1938年12月26日蔣介石主持國民黨中央黨部紀念周發表的講演。
在這篇講演裏，對於和汪精衛逃出重慶相呼應的“第三次近衛聲明”加以駁斥如下：
“近衛談話所謂東亞新秩序，係以中國新生後，日、滿、華三方麵合作為基礎。他所謂‘新生中國’是要消滅獨立的中國，另外產生一個奴隸的中國，世世受其支配。而此‘新秩序’則是根據於中國已變得為奴隸國家後，與日本及其造成之滿洲偽國緊密聯係而成。……
“‘所謂東亞同體’，他們公言：日、滿、華應該是立體關係，而不是平麵關係。又說該是家長製，日本為家長，而滿、華為子弟。換句話說：前者為治者、為主；後者為被治者、為奴。這不是並吞是什麼？……
“他所謂‘經濟集團’，不僅是要操縱中國關稅金融，壟斷我國生產和貿易，獨擅東亞的霸權；他逐漸演下去，勢必至於限製我們中國個個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一些自由，生殺予奪，唯其所欲，整個的中國民族做奴隸、做牛馬、在鞭笞吮吸之下，整個消滅我們民族的生存。
“所謂‘興亞院’(原為‘對華院’後改名為‘興亞院’，1938年12月26日成立)，是執行一切滅亡中國計劃的總機關，也可以說是集日本從前在中國到處製造罪惡的種種特務機關之大成的一個總特務機關。……現在索性揭破麵幕，正式地成立起來。……
“綜觀近衛的這個發明，我們可以斷言：日本真正之欲，乃在整個並吞我國家，與根本消滅我民族，而決不在所謂中日合作或經濟提攜等等的形式。……
“我們記得：日本人也常以‘日韓一體’、‘日韓不可分’等語調麻醉、眩惑朝鮮的人民，今日他又盛倡‘日滿華不可分’的‘東亞協合體’，幹脆就是‘中日合並’，就是‘日本大帝國’之完成！……
“現在，他滅亡中國之計劃與工具已經一切齊備，其侵略並吞手段與心事已畢露無遺；所缺者，隻待中國受其欺蒙、受其威脅而向之屈服，上其圈套罷了。……”
蔣介石的駁論真可謂入木三分，切中要害，在此去從時刻，他的嚴正立場是大得人心的，值得肯定。
汪精衛之流的賣國投敵行為，激起了全國人民的無比憤慨。各黨政、團體、機關、市民和解放區軍民，紛紛發表通電，聲討汪精衛，並要求給予製裁。蔣介石本打算勸說汪精衛回到重慶，並多次派出宋子文、王寵惠、陳布雷、穀正鼎等要員前往河內進行勸說，希望汪精衛之流返回祖國，共謀抗戰大業，可都遭到堅決拒絕。蔣看挽救無望，於是派遣特務前去暗殺，結果把他的同夥曾仲鳴誤殺。
1939年元旦，國民黨在全國人民輿論的壓力下，召集臨時中央黨務委員會，討論汪精衛的“豔電”。
蔣介石以黨的總裁地位親臨主持，他首先問到會的馮玉祥等對汪到底怎麼辦？馮玉祥說：我們大家把汪弄成副總裁，是我們瞎了眼，“我們應該向國民認罪！”蔣介石卻說：“無論汪怎麼不對，我們應當寬待他，……饒恕他。”大家對此極為不滿，七嘴八舌，有的在罵，有的還說蔣和汪唱雙簧！尤其是林森、吳敬恒、張繼等中央常務委員們憤慨以極，非要求予以製裁不可。討論到最後，終於做出蘊藻浜決議：“永遠開除汪兆銘黨籍”，並通過由吳敬恒起草的決議。其文如下：
“汪兆銘承本黨付托之重，值抗戰緊急之際，擅離職守，匿跡異地，散發違背國策之主張。豔(29)日來電，竟主張以敵相近衛根本滅亡我國之狂悍的聲明為根據，而向敵求和；一麵譽之報刊，廣為散發，以建議中央為名，逞蠱惑人心之技。而其電文內容尤處處為敵人要求曲意文飾，不惜顛倒是非，為敵張目；更複變本加厲，助售其欺。就其行為而言，實為通敵求降；充其影響所及，直欲動搖國本。……”
同一天(元旦)，蔣介石夫婦接到英國牛津大學各學院院長及教授聯名來函，對中國抗戰精神大加讚揚。
函中寫道：
“吾人今所企望者，世界民主國家必有一日決定盡力協助中國，而敵人必將屈服於忠勇的中國人民之前。”
蔣介石對“去年12月26日之講演詞與本日開除汪兆銘黨籍案發表”如釋重負；對大洋彼岸的讚揚與鼓勵感到無比的欣慰，於是發出“已克服困難，奠定國基矣”之感慨。
“1月4日”
近衛為中倭戰爭之內閣，今竟不能維持而倒台，此為我抗戰之一收獲也。
正當蔣介石1938年12月26日的講演詞和1939年元旦開除汪精衛黨籍的決議發表之際，忽然傳來了日本的近衛內閣於1939年1月4日總辭職的消息。
何以“不能維持而倒台”呢？其主要是由於對華問題、日德同盟問題等外交政策方麵均受到堅持強硬路線的軍部壓抑。再加上軍事預算膨脹導致物價上漲，國內人民生活極度困難，反戰情緒不斷增長……麵臨這些困難，均束手無策。另一方麵，軍部日益狂妄，目中無人，對近衛不理不睬，在中國的戰事情況也不能及時報告。在此情況下，近衛當然難於維持，隻好倒台。
這也可以說“玩火者，必自斃”。但可以預見，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是不會善罷甘休的。
“1月30日”
總理雲：不知不能行。吾則繼之曰：不行不能知。唯行而後乃能知其知之真偽與是非也。
蔣介石在這則日記裏概括了他一生之特性與長處。
的確如此，所說之理論是：實踐出真知的一轍也。
“2月10日”
敵軍今晨在瓊州海口登陸，聲明占領該島。此為開戰以來對英法美最大之威脅。此後，戰局必將急轉直下。倭寇狂妄，蓋已決心向民主世界開戰矣！
武漢會戰後，中國進入第二期抗戰。
1939年，日本帝國主義急於解決中國問題，在對國民黨加緊誘降活動的同時，對中國正麵戰場華南和華中地區發動了軍事進攻，以加強軍事壓力。
這種軍事壓力，首先是從進攻海南島開始的。日本為了封鎖中國，日軍台灣混成波田旅團和海軍陸戰隊在其第三艦隊及飛機的掩護下，於1939年2月10日淩晨，突然在海南島的海口附近天尾港登陸。
中國守備該島的軍隊保安第5旅團倉皇應戰，但由於兵力不足，陣地陸續被突破，到下午3時，海口等地失陷。接著，日軍便在榆林、博鼇等港登陸。
中國守備軍司令王毅，考慮到海南島與大陸隔著海峽，大陸不可能迅速增援，於是下令部隊化整為零，退入該島中心部的山林地帶打遊擊。
日軍在海南島登陸，實際是日本“南進政策”的出發點，同時又是它的“東亞新秩序”、“大東亞共榮圈”方案正式起步。從此種意義上講，侵占海南島可以算是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變。
蔣介石早在1938年12月的《揭發敵國陰謀闡明抗戰國策》一文中就已預見：
“日本的政策，現在已經由他的大陸政策擴張到海洋政策，由他的北進政策推進到南進政策。簡言之，日本現在的侵略政策，是大陸與海洋同時並進、雙管齊下了。在吞並中國的企圖中，同時更要推翻國際秩序，獨霸東亞，驅逐歐美的勢力。”
蔣介石認為，日軍占領海南島，“此為開戰以來對英法美最大的威脅。此後，戰局必將急轉直下。倭寇狂妄，蓋已決心向民主世界開戰矣！”因此，海南島陷落的第二天，他在接見中外記者時，特別強調，日寇侵占海南島，即是進攻太平洋的發端。首先切斷英、美海軍之間的聯係，控製菲律賓。下一步，日本將侵占關島，再切斷美國與菲律賓的聯係。然後發動太平洋戰爭。
其實，美、英各國也從日本政府1938年11月3日發表的“東亞新秩序”聲明(第二次近衛聲明)中，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聲明中最關鍵的一節是：
“帝國斷不收兵。帝國所希望者，在於建設能夠確保東亞永遠安定之新秩序；這次征戰之最終目的，亦在於此。”
可見，日寇不僅要侵犯全中國，更要霸占全亞洲，乃至全世界。這樣，就直接侵犯了英、美、法等國的勢力範圍和各項權益。當然，這些國家不會坐以待斃的！
首先做出蘊藻浜反應的是美國。
1939年1月，美國決定，在道義上禁止對日本輸出飛機一部分零件與器材；
同年2月，禁止對日信用貸款。
這些雖然隻是局部的經濟製裁活動。但總算是付諸行動了。
接著，2月8日(日軍侵占海南島的前兩日)，美國與中國簽訂了“桐油借款合同”。
與此同時，英國也宣布向中國提供信用貸款50萬英鎊，為中國購買卡車之用。
英國同時還對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貸款500萬英鎊，以穩定中國的法幣價值。
國際上的這一新轉機，使蔣介石備受鼓舞。
“2月18日”
美國會毅然以大多數通過“太平洋設防案”，此為九國公約複活之實現，乃我抗戰一年半犧牲所得之實效也。
美國總統羅斯福認識到，日軍於2月10日在海南島登陸，將是對於太平洋的威脅。於是，他向國會提出為防衛太平洋、關島等地增加軍費的計劃，即“太平洋設防案”獲得國會的通過。
這無疑是蔣介石所夢寐以求的喜訊。在抗戰之初，他寄希望國際列強出麵製裁侵華的日本軍國主義，冀圖九國公約會議的宣言，結果，失望了。除蘇聯給予支援外，列強各國竟都處於“中立”、觀望的地位，“坐山觀虎鬥”。如今，日寇侵犯了他們的權益，這些國家的立場終於明朗起來了。
單就美國而言，國民政府求得其援助，是煞費苦心的。
1937年10月，羅斯福總統雖然在芝加哥發表了譴責日本侵略者猶如傳染病源的所謂“隔離演說”，並明顯表示改變其“孤立主義”。但當時美國還在為日本提供軍需物資，外交上還在實行“中立法”。
1938年9月17日，國民政府任命在國際間有很高聲望的著名學者胡適為駐美國大使。由他的活動，密切中美關係。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還派遣上海商業銀行總經理陳光甫赴美接洽借款。中國擬提供特產桐油(塗料、絕緣材料之原料)為擔保，希望借到千億美元。但雖經多次與美國財政部洽商，終因美國法律上和製度上的限製，未能成交。
同年10月15日，蔣介石為打開借款交涉困難局麵，致書羅斯福總統如下：
“中國人民深覺在此患難之時，至少美國總統可引為我之摯友。茲代表此流血之人民，願再請閣下惠予吾人更大之援助，俾中國抵抗日本侵略得告成功。吾人因急需抗戰之資力，自渴望美國予以此項財政上與經濟上之援助。如予以相當巨額之貸款，則吾人抵抗日方之攻擊亦必獲有更大之實力與效果。因此，現在美國進行中之商議，鄙人深願賴閣下之助而得早告成。”
10月25日，美國提出2000餘萬美元的借款案。雖然不多，但總算答應。
10月25日，正是廣州、武漢相繼失守的日子，美國暫緩實施借款。
羅斯福總統透露：“中國如能闡明廣州與武漢撤退之戰略目的和今後抗戰的意誌，我將樂於批準此一借款。”
10月31日，蔣介石的《為武漢撤退告全國軍民書》發表。
駐美大使胡適，當即將此文譯成英語，送交羅斯福總統。羅斯福此時方知國民政府“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意圖。
11月10日，羅斯福給戰時首都重慶的國民政府拍了電報：
“對於中國人民的勇敢抗戰及其苦難遭遇，深表敬佩與同情。”
11月19日，蔣介石又接到羅斯福的複信。複信中表明：
“美國政府之行動，須符合美國法律與美國人民隨時表達之公意以及美國對於可以實行事項之估量。”“美國極度同情中國，切望遠東早日得到公正的和平。”
12月12日，經美國進出口銀行董事會通過，“桐油借款”由2000萬美元增額到2500萬美元。
12月15日，獲羅斯福批準。
1939年2月8日，正式簽訂了“桐油借款合同”。
緊接著，美國對日本給予了一係列的經濟製裁。
蔣介石認為以後的中國軍事、經濟，隨著“太平洋設防案”的通過，將會有所好轉。並認為所有這一切“乃我抗戰一年半犧牲所得之實效也”！
“3月18日”
德國於本月15日並吞捷克，不費一彈，不流滴血，此為曆史未有之創例，推究其原因即在於去年割讓蘇台德區所貽之禍患。
如果我國於“七七”以前，以為割讓東北或承認偽滿可免於戰禍者，觀之，可以醒矣！餘更自信所為決無誤也。
捷克輕而易舉地被德國所並吞，“推究其原因即是於去年割讓蘇台德區所貽之禍患”。
1938年4月，德國法西斯吞並奧地利之後，進一步企圖進侵捷克。與捷克有同盟關係的英、法等國，企圖把德國的刀鋒轉向蘇聯，因而對德國采取妥協退讓的綏請政策。1938年9月29日，德國希特勒、意大利墨索裏尼、英國張伯倫、法國達拉第在德國納粹黨根據地、德國西南部的最大城市慕尼黑舉行了會議。結果簽訂了出賣捷克民族利益的“慕尼黑協定”，把捷克的蘇台德地區割讓給德國，這個會議是綏靖政策的頂點，因此更激起了德國法西斯的侵略野心。
蔣介石由此而反思“七七”盧溝橋事變以前，“以為割讓東北或承認偽滿可免於戰禍者，觀之，可以醒矣”。事實正是如此，日寇並沒有因侵占東北而罷休，甚至蒙古、華北給了他，他也不會停止軍事行動的，他的目標是霸占全中國，乃至整個的亞洲。
“4月2日”
倭寇不欲參加歐洲戰局，亦不敢與俄國開釁，計在妥協列強專事侵略我國，乃其最毒之政策。
日寇江南軍隊岡村寧次的第11軍眼下正在發動南昌戰役，在中國的“南進政策”已在全麵實施中。
正當此時，德國外長裏賓特羅甫向日本政府提出：在業已簽訂的防共協定的基礎上更進一步締結日德意三國軍事同盟。
1939年1月新登台的日本平詔內閣，基於國內輿論和中日戰局緊張，對於是否參加三國軍事同盟，結成“軸心國”參加歐戰，形成分歧，以致一時不能拍板定案。
至於對蘇聯的態度，因“張鼓峰事件”，日軍目擊了蘇聯所炫耀的武力，日本政府不想與蘇聯發生摩擦，以求北方的安定，而致力於其“南進政策”。
“張鼓峰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
“九一八事變”時，蘇聯由於國內政局還不太安定，因此對日本侵略東北未能以加強力幹涉。“七七”事變後，蘇聯為安全計，在西伯利亞國境線和沿外蒙的國境線部署了數倍於東北境內日軍的兵力，在海參崴方麵也增強了海空軍。
於是，日蘇兩軍國境警備隊，小規模的紛爭時有發生。
1938年7月11日，蘇軍占據了偽“滿洲國”東端的蘇聯和朝鮮國境附近的張鼓峰山頂。
張鼓峰雖然僅是一個海拔150米的丘陵，但它卻是一個戰術要地。
當時，日軍正在向武漢進攻。蘇軍推進張鼓峰意在探測日本采取什麼態度，以及判斷日軍整個戰略意圖；就日本而言，也想觀察一下蘇聯是否介入中日戰爭。於是雙方都想以張鼓峰的占領與反占領做一下試驗。
日本參謀本部，接到報告後，考慮中日戰爭正緊，決定通過外交途徑加以解決，命令當地日軍有所抑製。
但是，1938年7月29日，當地日本駐軍第19師團見蘇軍在張鼓峰附近構築工事，便擅自出動部隊，於是雙方交火。
1938年7月31日，天亮前，日軍對張鼓峰發動襲擊，迫使蘇軍一度後撤，但蘇軍馬上進行了大規模反攻，使日軍陷入苦戰之中。
眼看戰火不斷擴大，日本政府十分恐慌，立即通過外交途徑向莫斯科提出由日軍單方麵撤退的建議。
8月10日，日本駐蘇大使重光葵與蘇聯外交部長李維諾夫會談。
8月11日中午，達成停戰協定。
蔣介石對日本主動向蘇聯求和極為憤慨，從中他看穿了日本的狡猾伎倆。“實際日本所謂締結協定，共同防共”都是騙人的鬼話。他的“目的本不在防共，也不在於防俄，而實在於借此名義以亡華。如若不然，當張鼓峰軍事衝突時，何以他的駐蘇大使重光葵向蘇俄外長如此卑下讓步而最後終於屈服？就可見他今日對我國提出所謂共同防共雲雲，隻不過外欺世論、內欺國民，而要向中國要求得華北、內蒙駐兵的一個幌子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