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通過“不欲參加歐洲戰局”和“不敢與俄國開釁”兩件事，方才認清日寇“妥協列強而專事侵略我國”的險惡用心，實在也是醒悟得為時過晚。
“4月30日”
敵國連日召開五相會議，協商對德意軍事同盟之方針。其目前尚猶豫未決，然其最後必參加同盟無疑。蓋日本軍閥之逞強好戰，實無可救藥也。
1939年4月中旬，日軍大本營開始將戰爭由長江中下遊轉移到漢水流域。中國方麵，先將湯恩伯第31集團軍從湖北調至棗陽，接著，將李宗仁第5戰區主力調至大洪山、桐柏山一帶駐防。借以控製宜昌、襄樊據點，威脅武漢的日軍。
日寇一方麵做緊急調整作戰部署，鞏固武漢外圍，威逼四川，一方麵協商德國方麵一再敦促簽字的德意軍事同盟方針。但，自1月日本平沼內閣上台到4月下旬，連連召開五相會議，還沒有定下來。其原因是陸軍強烈主張加入德意同盟。理由是在中國“南進政策”實施時，需要有個鞏固的北方，如果與德意締結同盟，便可牽製蘇聯。而海軍則認為，如果加入軍事同盟，情勢緊迫時，日本將卷入歐洲戰爭，這是力所不能及的，況且，一旦加入便與美國為敵，將自己置於被動地位。正因軍部本身意見尚未統一，五相會議到目前尚在“猶豫未決”。
但是，日本軍部向來是以陸相左右形勢的。所以蔣介石預料“蓋日本軍閥之逞強好戰”“最後必參加同盟無疑”。
“5月4日”
敵逞凶殘酷，誠卑劣無恥之尤者。此實為餘有生以來第一次所見之慘事，目不忍睹。天父有靈，盍不使此殘暴之敵速受其應得之咎？
1939年2月日軍攻占了我國南部沿海各重要城鎮。
與此同時，向長江中遊地區發起攻勢。
1939年3月至5月，日軍以4個師團的兵力，在岡村寧次的率領下，向南昌進犯。
3月27日，南昌失陷。
南昌失陷後，國民黨震驚，馬上組織反攻。他們從第9、第3戰區抽調20個師的兵力，在羅卓英、上官雲相等指揮下，進行反擊。
4月23日，各軍開始反攻，最初幾日進展得還比較順利，直逼城郊，“敵傷亡甚大，恐慌異常，殆有不保形勢”《攻略南昌經過概述》，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後因中國部隊中個別將領“決心不堅，畏縮不前，坐失良機”同上。，而未能一鼓作氣收複南昌。
5月1日，蔣介石電令：“限微日以前攻克南昌，如不能達到任務，旅長以上連帶負責。”《第三戰區28年5月份戰鬥要報》，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5月2日，羅卓英部隊向南昌推進，日軍憑借優勢火力，負隅頑抗，在城南和南郊一帶展開激烈戰鬥。中國軍隊猛烈衝殺，第29軍軍長陳安寶親臨前線督戰。日機猛烈轟炸，施放毒彈，中國軍隊屢攻不下，傷亡慘重，軍長陳安寶壯烈犧牲，師長劉雨卿負重傷。蔣介石看此情況，即電令“南昌攻擊停止”同上。。
日軍為了打垮中國的抗戰意誌，5月上旬，對重慶、華南、華北加強了轟炸。在敵機盲目狂炸下，非軍事區域人民生命財產遭到很大損害。
5月3日，日機對重慶進行大空襲，一連兩天，被毀房屋1200餘棟，炸死炸傷者達8000餘人，重慶人民蒙受了極其慘重的災難。蔣介石對此極為憤慨，他說：“殘忍暴行，豈能脅製”我們中華民族！
“5月5日”
昨夜為救護難民事，通宵籌劃督行，觀我民眾遭此慘痛，仍無一句怨恨抗戰之言，餘思之更難自安。對此純潔同胞在苦難中之行動，神情可愛，使餘銘感無涯！遭此凶殘不能忍受之艱難，見我民眾如此，更增餘之樂觀與勇氣矣！
戰時的首都--重慶，被當作日寇轟炸的目標，無情的炸彈，毀壞了房屋，奪走了生命。“有多少精神上的物質上的財產遭到了毀滅”，有多少“幼小的兒女喪失了他們的父親，年老的雙親失去了他們的兒子，妻失去夫，兄弟姊妹失去骨肉手足--甚或家庭遭了破壞，闔家老小的生活失去了憑依”郭沫若：《成仁便是成功》（《沫若文集》第11卷，393頁）。。無數的難民無家可歸，流離失所，沿街乞討，在死亡線上掙紮著。
但，中國的老百姓最富有愛國的美德，為了國家的獨立，為了民族的生存，他們該忍受的都忍受了，不該忍受的也通通地忍受了，而且毫無怨言。他們是中國的脊梁，他們富有中華民族的骨氣！
蔣介石日記中抒發了自己的“無涯”之“銘感”，但願他不負中國百姓的依托。此後，他怎麼樣呢？
“5月6日”
連日救濟難民，不遺餘力，於此稍得自慰寸心。然悲慘與憂患並集，不得不特別努力也。
真可說是“悲慘與憂患並集”！
這裏，中國守軍節節向西敗退；敵機反複轟炸不已，成千上萬的市民死於轟炸之中。
那裏，汪精衛集團脫離重慶。
4月25日，汪精衛之流在日本影佐禎昭等人保護下，乘小船，逃出河內。
5月6日，也就是蔣介石寫這篇日記這一天，汪等到達上海。在船中與日本今井武夫舉行了密談。
“6月3日”
倭勢將加入德意聯盟，以緩和其內部之衝突；然其外交必更陷入絕境，德意決不能因其同盟而遠助東亞也。
5月22日，德意兩國等得不耐煩了，提前在這一天締結了沒有日本參加的軍事同盟(鋼鐵協約)，形成了柏林和羅馬的軸心關係。
正當此時，又發生了日蘇大規模軍事衝突--“諾門坎事件”。
諾門坎，位於中國東北西端與外蒙邊境附近的邊地。
5月中旬，從騎兵聯隊為主力的日本關東軍企圖將推進到諾門坎的外蒙軍擊退。不想，卻被在這裏駐防的蘇軍戰車部隊所包圍，結果，全軍覆沒。這即是所謂第一次“諾門坎事件”。
而後，敗下陣來的關東軍竟不顧日本軍部的勸阻，接二連三地發起大規模的反攻，以示報複(這是蔣介石寫這篇日記以後的事情了)。
6月23日，日軍對外蒙的塔穆斯克大舉空襲。
7月1日，以小鬆原道太郎為師團長的第23師團進行大規模反攻。
初戰，日軍獲勝。
接著，蘇軍出動飛機作戰。機械化的大部隊在朱可夫率領下，在8月下旬展開全線總反攻。
最後，以日軍第23師團在各地被圍殲而告終，日軍傷亡共計11000多人，約占該師團全部兵員的73%。這即所謂的第二次“諾門坎事件”。
戰後，日蘇雙方於9月15日在莫斯科達成停戰協定。
“7月5日”
共軍竄入魯西南，乃圖打通其冀魯皖與新四軍聯係之大陰謀。共黨之假抗戰，真作亂，又一例證也。
抗戰開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促成下，實現了國共兩黨合作的大好局麵。但是，國民黨並未打算放棄“反共”的政策。武漢、廣州失守後，國民黨領導的正麵戰場，節節敗陣；而共產黨領導的抗戰力量不斷壯大。蔣介石對此心存恐懼，處心積慮地“防共”與“反共”。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中國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簡稱五屆一中全會)。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製定抗戰與“反共”方針。
五屆五中全會雖然聲言要“堅持抗戰到底”，但由於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的影響，會上對日主和空氣甚濃。會上，蔣介石一麵表示要抗戰，並作了《敵國必敗、我國必勝》的演說；但他另一麵又作了《喚醒黨魂、發揚黨德、鞏固黨基》的報告。報告中指出：
“黨魂是黨的主義，黨德就是智仁勇，黨基就是包括黨魂、黨德、黨史、黨紀四要素，這是中華民族固有的道德，若不喚醒，不發揚、不鞏固，國民黨的命運就危險。”《中國國民黨曆次會議宣言決議案》第四分冊，264頁。(浙江省中共黨史學會編印)。
顯而易見，蔣介石所說，就是企圖以此來鞏固強化國民黨的獨裁統治。
會上，根據蔣介石的報告通過了整頓黨務的決定案，規定了國民黨在新階段的新任務是以“防共”與“反共”為中心。為此必須“加強組織的發展和思想的統治，特別是對青年和基層的控製，力謀新生力量之增加與培養”，“力求在鄉村社會力量中之發展”，“力求革命理論之領導”，以此來推行“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針。
全會極力製造反共輿論，說什麼：“本黨領導全國從事抗戰，已屆年半，乃異黨假借抗戰之名，陰分壁壘，分化統一，破壞團結，謀奪政權，已造成黨國莫大隱憂。”李宗黃等13委員提案，見國民政府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蔣介石也在會上揚言道：“對共產黨是要鬥爭的，不好怕它。”“我們對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樣，而應采取不打他，但也不遷就他，現在對他要嚴正--管束--教訓--保育--現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產主義我們就容納他。”同上。
會議決定設立專門機構，即“防共委員會”。
會後散發了一係列的“反共”秘密文件，如《共黨問題處置辦法》、《處理異黨實施辦法》、《淪陷區防範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陝甘兩省防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等。
在《共黨問題處置辦法》中誣指陝甘寧邊區政府為“非法組織”，“絕對不能存在”；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及冀中、冀南兩地的主任公署“與國家整個行政體製不合”，“應遵令撤銷”；共產黨在敵後建立的各地方政權，都必須移交給國民黨的冀察戰區黨政委員會分會領導；陝北公學、抗日軍政大學也要停辦或歸國民黨接收。
在這份“反共”秘密文件中還說：“加派有力部隊，或忠實精幹之遊擊幹部前往冀、魯，俾加強本黨在華北之武力，以限製共黨之發展。”“中央黨政軍高級長官每月會商一次，研討對共產黨問題之處置，地方黨政軍每月或一旬開聯席會議一次，戰地則由黨政軍委員會分會協同當地最高軍事機關，隨時協商或規定例會。”《中國國民黨史文獻選編》，第294-295頁。中央黨校出版社，1985年9月版。
蔣介石公然說：“我做不到的事是不想的，我融化共產黨是一定做得到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記錄，國民政府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標誌著國民黨的政策已由抗戰初期的比較積極的國共合作抗日，轉向消極抗日積極“反共”。
五屆五中全會以後，蔣介石立即將其反共方針付諸實行。在全國各地挑起許多“反共”摩擦事件，掀起了“反共”浪潮。
1939年5月30日，蔣介石密令軍令部部長徐永昌：
“根據中共在平江嘉義嶺一帶，大肆活動，其負責人為黃耀南、徐正坤，以遊擊為號召，……且密藏多量軍火，其活動範圍即在該鄉西郊之吾、湯口，專以平江為根據地等情。查值茲抗戰緊張之際，該黃、徐等竟於後方秘密活動，相應函請查核辦理。”國民政府軍會部戰史會檔案。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藏。
旋即，蔣又密電陳誠、薛嶽：速將新四軍平江嘉義留守處人員黃耀南、徐正坤等一一解決。
於是，發生了殘殺共產黨和革命群眾的大慘案--平江慘案。
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第27集團軍派兵包圍新四軍設在湖南平江嘉義的通訊處，慘殺新四軍參議塗正坤、八路軍副官羅梓銘等6人。
這一慘案破壞了團結和抗戰，激起了廣大人民的憤怒，延安各界人士紛紛舉行集會並通電全國強烈抗議。
與此同時，國民黨調兵遣將，部署兵力，進攻解放區。
6月20日，蔣介石密令西安程(潛)、蔣(鼎文)等國民黨軍官員：
“一著暫編騎二師(馬祿)全部調駐陝北，歸閻長官指揮，鞏固河防。二該師調陝北後，可控製於滿堂川、義和鎮、延家川地區，或李家溝、棗林、坪鎮虛而鬱地區，由程主任與閻、蔣兩長官就近洽定之。”同上。
程、蔣奉命後，率部在邊區周圍構築工事，建立封鎖線，企圖隔絕邊區與外界聯係，拘捕進入邊區的愛國青年。
誰是“假抗日，真作亂”不一目了然了嗎？！
蔣氏此篇日記，純屬顛倒黑白，賊喊捉賊。
“7月27日”
美國對倭商約，宣告6個月後無效，此其表示乃對英國承認倭寇談判為不當，以顯明美國外交獨立之精神。美國有此一著，其或可挽回英國對倭之妥協乎！
7月26日，美國國務卿赫爾向日本駐美國大使堀內謙介提出“廢止美日通商航海條約”的照會，宣告這一條約將在6個月後的1940年1月26日期滿失效。這無疑是對日本的一個致命打擊。這個條約失效，將使日本喪失經濟保障，不僅對戰爭發生影響，而且國民生存也將受到嚴重的威脅。
美國之所以對日本采取這樣嚴厲的經濟製裁，主要是由於日本對英國施加壓力而引起的。
日本對美、英兩國援華，耿耿於懷，總想采取點措施報複一下。
它首先選準了英國。
1939年4月9日，北平偽臨時政府的天津海關監督程錫庚在天津英租界被中國的愛國誌士刺殺了。日本正好找到一個報複的借口，於是便向英國駐天津總領事館的領事傑梅遜要求引渡犯人。
6月10日，日本用通有電流的鐵絲網封鎖了天津英租界，對於通往哨卡的英國女性，也要實行嚴格的周身檢查。
對此，英國外相哈利法克斯召見日本駐英大使重光葵提出抗議，但日本方麵表現出強硬無禮的態度，反而指責英國有意縱容“反日分子”的刺殺活動。
7月15日，日、英兩國代表就天津事件在東京舉行會談。日本外相有田八郎竭力給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施加壓力，迫使克萊琪對日本提議原則接受。
7月22日，雙方達成“英國已確知在中國的現實事實，並無意於對妨礙日軍達成其任務的行為與措施給予認可”的諒解。
7月25日，日、英兩國締結了《有田--克萊琪協定》，承認在華日軍“為保障其自身之安全與維持其占領區內公安之目的，應有特殊之要求”；同意“凡有阻止日軍或有利於日軍之敵人之行為與因素，日軍均不得不予製止或消滅之”；並保證“凡有妨礙日軍達到上述目的之行動，英國政府均無意加以讚助”。隨後，英方將在天津英租界被捕的中國4名抗日誌士引渡給日本占領軍。
“7月30日”
美國對倭取消商約後，我外交與金融皆得轉危為安，相差不過數日耳，是益可證明餘以“政治當努力今日，不憂明日”之哲理為不誤也。
日本在英日締結《有田--克萊琪規定》之後，還不甘心，接著以此為借口，提出禁止中國法幣在租界內流通等要求，逼迫英國接受，但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予以拒絕。
對日本政府逼人太甚的做法，美國對日給予了強有力的經濟製裁的同時，英、美均與中國簽約貸款。這樣，使中國的外交與經濟得以轉危為安。
蔣介石認為，所有這一切的取得，都是與他的不屈服、不妥協、堅持抗戰的“政治”原則有關，也是與他爭取國際援助有關。蔣介石向來是以美、英為靠山的，今日見其付諸行動，心中有底，“不憂明日”了。
“8月4日”
昨敵國陸軍三長官會議後，又召開五相會議，商討對歐外交政策，就美倭關係惡化、滿蒙邊境衝突，及英倭會議等問題交換意見。雖其內容不詳，但餘以意度之：此後，倭軍部必更鞭策其政府加入德意同盟之運動。
8月3日，日本陸軍三長官會議排除眾議，獨自決定：
“在8月下旬以前，無條件締結三國協定是絕對必要的。”
看日本軍部的陸軍三長官如此強硬的態度，可想而知，“此後，倭軍部必更鞭策其政府加入德意同盟之運動。”
日記所言“美倭關係惡化、滿蒙邊境衝突及英倭會議等問題”，確實是日本政府所最感頭痛的問題。
此時，美國對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方案的反響是對其的一係列經濟製裁。
這便是“美倭關係惡化”說。
“滿蒙邊境衝突”即指已經結束的第一次“諾門坎事件”和正在交戰中的第二次“諾門坎事件”。
所為“英倭會議”，是7月15日，在東京舉行的英日會談。這是日本對英國援華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最後，以英國的妥協達成了協議。
“8月28日”
敵國軍部對俄德於日前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後之宣言稱：對處理中國事變之方針，決無絲毫變更，且以此為基調，一意在“東亞新秩序”建設之途邁進雲雲。觀此，可知敵國軍閥在未受重大打擊與損失以前，決不變更其對華之侵略政策也。